哥舒翰接任陇右节度使后，率兵六万攻击石堡城，唐蕃两国随即围绕石堡城区域展开连番血战。果不出王忠嗣所料，唐军在付出万余人死伤的代价后，才拼死重夺了石堡城。

有此可见，以文人为主的汉将，会不自觉的考虑军政相辅的问题，更愿意计算耗费比，而胡将领兵则很少有类似顾及。对于一个好大喜功的帝王来说，刀锋锐利的胡将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因此，以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为代表的胡将在边军中崛起是有原因的，并不简单是李林甫弄权的结果。

但不管怎样，出将入相制度的破坏，割裂了中央与边疆的互动体系，让边将更容易扶持自己的势力，也为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随后，为了解决边境军队巨量的消耗，唐庭不得已开始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

一开始军田还是由朝廷派人管理，大唐名相娄师德西部戍边时，就曾管理“营田事宜”，隶属于中央户部。但随着边将权威日重，军田的管理权逐渐向边将倾斜。

而后，军中赏赐、物资采购等事宜，也逐渐由边将控制，边境军镇的财政权渐渐易手。以至于开元时期，节度使甚至获得了地方盐税的管理权，这几乎意味着唐庭将国家最重要财政来源拱手相让。

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开始兼任关内盐池使，据《新唐书 · 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三年后，裴宽升任户部尚书，接任范阳节度使的便是安禄山。

此时的节度使手中，有钱、有粮、有兵，基本具备了造反的全部物质基础，但还有一点不够充分，就是尚没有辖区行政管辖权和人事任免权。

唐朝在划制各道时，设置了巡防使、采访处置使的职位，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

这种一道内节度使治军、采访使治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度使的权力边界。

但天宝中期，唐玄宗给已经开始冒烟的节度使制度，加上了最后一把干柴，他下令将“节度使与采访使分置”的体制，改为由节度使“一人兼领之”，“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

也就是说，节度使在其辖区内，执掌着行政、财政、军事等方面的全部权利，道内大小官员均受节度使节制。

至此，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盛极。又常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远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剩下玩火自焚了，就看那个愣头青站出来振臂一呼了。

那为什么是安禄山不是别人呢？！是因为安禄山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很重要，或者唐玄宗特别喜欢他，使他重兵在握，有机会兴兵作乱吗？

和很多人的头脑中的概念相左，安禄山能够逐渐做大，手握重兵并不是因为他很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不够重要，唐庭认为他没有威胁。

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

而安禄山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

由此可见，唐庭认为的心腹大患是西北的吐蕃和突厥，而不是东北方向的奚和契丹。与此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唐庭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可见吐蕃、突厥对唐庭的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