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太祖征讨后蜀时路的确定可以看出，路是以交通路线为主干来划分地方行政管理区域的，改变了汉代州制、唐代道制下固定的区域、固定的治所，有些地限制了地方依据山川地势割据。

路制和州制、州制都具有监察的功能，但是宋代路制开始从监察机构向行政机构方向发展，具备了后世“省”（行省）的雏形。

每路设置四个机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

转运使司，也称漕司，长官为转运使，“经度一路财赋”。

提点刑狱司，也称“宪司”，，负责一路的司法刑狱。

提举常平司，也称“仓司”、“提举司”，掌常平仓、市易、河渡、水利等事，同时也“掌按察官吏之事” 。

安抚使司，也称“帅司”，负责一路军事。

路制下的诸司

初期，一路只有转运使，转运使的权力极大。宋太祖宋太宗曾赋予转运使按察辖区内地方长官的职权。

“令诸路转运使，兼采访之名，令觉察部内州、府、军、监长吏。”

这样以来转运使便具有“监司”的职权，转运使司也常被称为“监司”。

转运使权力不断扩大，一度使得转运使成为一路最高长官，一路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物几乎无所不掌。

这样一来，转运使大有成为之前一直防备的节度使的苗头，与赵宋王朝的初衷相悖。

于是皇帝“疑其权太重”，便开始分权，便有了之后先设立了另外三司。

一路四司，是长时间的探索才出现的，而且其中有过反复废置的情况，从历史经验、到形成再到实践，期间复杂艰辛，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路的四司互不统属，长官地位相当，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官员系统，隶属于不同的中央机构。

转运司隶属尚书省户部左曹，提举常平司属尚书省户部右曹，提点刑狱司隶属御史台，安抚使司则隶属枢密院。

此外一路四司的办公地点也不在同一个州内。

为了防止诸司徇私舞弊，贪污欺瞒，朝廷还颁布《诸路监司互查法》，规定诸司若是违法不公，要相互揭发举报。

可以说，为了防止地方权力太大，宋代将分权做到了极致。

诸州置知州事一人，属县事令垂不能决者, 总而治之，又不能决 ，则集于监司 。

路制形成后，宋代地方行政便是“路——州——县”三级行政机制。

为防止重演唐季以来分裂割据的悲剧 , 在州之上设置路级行政层次，是在当时生产力、交通、通讯等落后的情况下能寻找到的最好的方法。

路制的建立，提供了行政效率，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巩固了中央集权。

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诸司并立，将地方政权、财权、司法权、军事权完全分割开来，使得地方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力中心，自然也无法独立对抗中央政府，地方割据的因子被牢牢限制，割据难以成势。

宋代路制下的四司分立，互不统属，各司其职的运行体制，使得北宋避免了汉唐以来的“节镇太重、君弱臣强”的致命缺陷，避免了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悲剧。

两宋三百多年，地方都没有出现足以对抗中央政府的势力，解决了汉唐军阀割据的弊病，路制的意义不可谓不大。

而路制下的分权体制也被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所沿用。元代的行省制、明清的三司也都吸纳了宋代路制的运行原理和分权精神。

元代行省制

不过，宋代路制有完美解决汉唐以来地方割据痼疾的优点，也有一些负作用。

其一：诸司分立，互不隶属，相互牵制又相互推诿，导致行政混乱

漕司、宪司、仓司、帅司，诸司的权力都不完整，都受到另一个部门的限制，难免出现各执己见的情况，导致地方行政混乱。

举例说明，地方要做一事，各司都行文要求地方照做，但意见不一，地方官不知道该听谁的。

从漕司则违宪司，从宪司则违提举司。

若是某事不好做或出了问题，各司会相互推诿，不该我管，我不该管，相互踢皮球。

而且分权太甚，地方行政缺乏统一性，难以整体上协调做事。

其二、导致地方贫弱，失去活力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赵宋王朝对地方严加限制，军事、财政、司法刑狱都被收归中央，这在消除了地方割据隐患的同时，也导致地方贫弱。

中央富强而地方贫弱，时间一长地方生机消失。

就如朱熹所言，“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救困弱。”

而一旦地方有事，如发生农民起义或外敌进犯，往往是如入无人之境，地方无法有效应对。

因为地方“兵也收了，财也收了”，无力应对。

中央高度集权的结果自然是地方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