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初期，约有30万人居住在棚户区的半永久性庇护所中。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启动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经济上，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

其一， 新加坡政府鼓励兴办企业，让企业自由竞争；对私人资本实行资助计划，扩展投资领域，同时对外资投资给予税收优惠。

到1987年，新加坡的外资直接投资已达76.78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总额的82%；90年代，成为世界上第7大外资引进国；海外投资项目发展迅速，1995年，该项收入占当年GDP的13%。

其二，适时调整贸易政策和产业结构。

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从鼓励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重点发展工业和出口。到1970年，国内制造业产值和出口额不断增加；借东南亚地区石油开采风潮，发展炼油工业，新加坡成为世界第3大炼油中心。

70年代，进行产业结构优化，限制劳动密集型工业，鼓励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

进入80 年代，强调海外服务业的优先发展，出口商品结构中电子电器、机械设备的比重加大。

政治上，在巩固威权政治的基础上推动民主化进程。

*调整政治权力结构。

1968-1980年间，人民行动党完全控制国会，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理，总统无实权。随着工人党在安顺区补选中获胜，80年代，人民行动党“一统国会”的局面被打破。

1959-2011年人民行动党历届大选情况

注：“赢得议席（席）”一栏括号中的数字是国会议席总数。

90年代，人民行动党适时调整政治权力结构，增加总统权力，总统选举方式改为选民直选，以保障权力制衡。

其次，重视廉洁机制建设和党政人才储备。

新加坡设立贪污调查局严查贪腐犯罪，采取高薪养廉、廉政教育多项举措，保证政府廉洁。据统计，1995年，全国7万多名公务员中，犯贪污罪的仅9人。

此外，新加坡遵循“老一代主动让贤、新一代自定领袖”的权力交接模式，保证政党活力。1990年，李光耀总理主动退位，由新一代领导层选定吴作栋为下任总理。

社会政策上，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

60年代，推出“居者有其屋”等住房计划，兴建组屋近10万套，解决82%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

80年代，制定系列“3M”计划，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推出教育优惠计划，公积金功能覆盖教育保障；

坚持政教分离，促进各种族政治、经济地位平等……

注：“3M”计划，指“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

在李光耀、吴作栋政府的努力下，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稳定。

1968-1970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8%，至80年代，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1996年，经合组织将新加坡升格为发达国家；

1997年，人均贸易量居世界第一；

进入21世纪，外汇储备、国民储蓄率均属世界最高水平。

在领跑亚洲的光环之下，新加坡身上始终背负着党争、人口等问题带来的发展压力。近年来，这些负重已渐渐拖缓了新加坡的发展步伐。

第一，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2011年，新加坡实际GDP增速骤然跌破10%，开启经济下滑之路；

2015年，经济增长率仅为2%，创6年来最低纪录，制造业连续5个季度萎缩；

2016年，新加坡失业率升至6年来最高点。

制造业疲软，经济持续增长乏力，新加坡经济面临断崖式衰退风险。

实际上，自独立以来，新加坡曾经历多次经济衰退，这与其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紧密相关——“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虽给予新加坡无限的发展空间，但也是一枚“定时炸弹”。

80年代，因国际油价震荡，新加坡经济20多年来首次负增长；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GDP增长率从8.5%骤降至0.1%；

2001年，全球经济下滑，新加坡第三季度失业率高达4%……

此外，新加坡经济对外资依赖较强。90年代，新加坡外国企业控制的资产占所有公司资产的73%。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中，59%来自资本投资，一旦投资国经济发生波动必受波及。

第二，党争愈发激烈，影响执政有效性。

一方面，反对党力量明显增长，精英统治传统面临挑战。

从2011年开始，各反对党着手进行协调和布局，集中力量对抗人民行动党。这一年大选，人民行动党首次输掉一个选区，得票率跌至历史最低点60.14%。

另一方面，第三代*内斗严重。

2017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妹二人发布联合声明，指责李显龙滥用职权、协助其妻何晶“干政”、为其子李鸿毅接班做铺垫。李氏家族内讧被摆上台面。

第三，人口危机日趋严峻。

进入21世纪，新加坡人口增速持续放缓，为了发展经济大量引进外籍劳工，截至2013年6月，共计约130万，约占总人口的24%。外籍劳工等非居民人口增速明显快于居民人口。

2000年以来部分年份新加坡人口情况（万人，%）

200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0.6%，预计到2050年将上升至39.6%，新加坡将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力、社保体系将面临沉重压力。

第四，社会矛盾激化，公平问题、族群冲突等顽疾再现。

2010年，总理李显龙年薪高达205万美元，各个部长的平均年薪为126万美元。相比之下，建筑工人、货车司机、货运码头搬运工等外籍工人集中的职业，月薪等级在1800新元以下（约合1300美元），且工作环境差、时间长、居住条件恶劣。

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中下层民众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新加坡社会稳定性遭遇冲击。

2012年，近百名中国籍巴士司机因不满薪资待遇举行罢工，打破新加坡26年“无罢工记录”；

2013年，新加坡发生近40年来的首次*乱事件，在印度族群聚集地“小印度”，约400名外籍劳工打砸、烧毁私家车、警车和救护车，数十人受伤；

2014年，芳林公园6000人集会，抗议中央公积金养老制度，批评政府运作不透明……

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自身条件的限制，共同建构了“新加坡困境”——地处马六甲海峡要冲，新加坡既要面对邻近国家的潜在威胁，又要在在大国之间寻求生存。

*来自于邻居马来西亚的威胁。

其一，领土争端。

新马领土争端集中在白礁岛——位于新加坡海峡东入口处，对两国海上防卫和对外贸易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