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往史里说

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根本的命题是关于理性的坚守或质疑。

无论是在本体论阶段追问存在是什么，还是在认识论阶段追问如何认知存在，甚至在语言学转向后追问用什么来认知存在，对理性的讨论始终贯穿其中。

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是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社会问题研究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研究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展开，他以独特的视角论述了社会主体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困惑的方案。

尽管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但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及其本质，采取措施防止和消除异化现象，并构建完善的社会交往系统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因此，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进行研究和评述，尽管已经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但从社会学的角度再次进行评述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西方近代哲学可以追溯到笛卡尔，他通过提出怀疑的方法、思维至上和天赋观念重新确立了被中世纪宗教神学压抑了上千年的理性意识。

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那以后，西方哲学研究虽然在研究范式上经历了多次变迁，但自康德以来的哲学家们大多趋向于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调控世界，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和思维。

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转向也不过是对理性意识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