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成就青史留名。

其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是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后期创作的杂文更似匕首，如同投枪，激浊扬清，革新鼎故，一直影响至今。

作为中国现代作家，鲁迅曾有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机会。

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赫定到我国考察，他在上海了解到鲁迅的文学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就与我国语言学家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后来，刘半农便托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然而，鲁迅却婉言谢绝了。他在回信中说：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著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十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可是鲁迅却看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而这也决定了他在对待诺贝尔奖的问题上能够保持一种最理性的态度。他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当时鲁迅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却清醒地觉得自己包括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一个也不配得诺贝尔奖，「还欠努力」，希望「瑞典最好不理我们」。

当然，客观地分析，鲁迅婉言谢绝拟议中的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提名，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在政治方面。

当时，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黑夜如漆。鲁迅认为若接受诺贝尔奖提名，「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且为其时的国民政府起到增添光彩、装潢门面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沦为「翰林文学」的帮闲文人，这是他极不愿意做的事。同时，此信也反映了鲁迅淡泊荣誉、名利，甘为改造国民思想而摇旗呐喊、冲锋斗争并作无私奉献的人格。

而今人从鲁迅的这封信中，更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鲜明态度：首先，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如果在没有竞争实力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那么就非常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次，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在整体上确实还存在著一定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此外，鲁迅能非常冷静地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著一种平常心态，毕竟世界上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都纳入自己的获奖体系之中，因而大可不必为此患得患失、斤斤计较。

诚如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所说的，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如果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但鲁迅的作品只到三十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七十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