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不在科举，不能正面与父亲硬刚，王国维只好曲线救国，故意落榜。

他将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文史研究上面，到了科举的日子，王国维干脆没有进场。恰逢这次考试出现了舞弊案，算是对父亲有个交待。

这场舞弊案，让王国维彻底放弃科举。他认为这样的选拔环境，很难选出栋梁之才，无法救国救民。

时逢大量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王国维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他想，也许先进的西学能带来新启发。

王国维渴望留洋，学习新学，无奈家贫。他便决定去西学最发达的上海，近距离感受新学的魅力。

王国维的“叛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开启了人生新的征途。

侨居日本京都5年的王国维，心念故园，兼之不愿拖累罗振玉，决定举家回国。他先将家小送回国，独留长子在身侧。

1916年2月7日，王国维与长子王潜明从长崎港登船回国。在海上颠簸3天，又遇上大风浪，俩父子晕船晕得起不来床。

身体不能动，脑袋能思考。王国维躺在客舱的床上，思考未解读出来的甲骨文字。废寝忘食地思考，终于在抵达中国近海时，他成功解读出三个甲骨文字。

兴奋的他，忘记了身体的不适，爬起来向罗振玉分享。

王国维在日本的这5年，都是与罗振玉一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甲骨文、简牍学、敦煌学上有所建树，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

早年的王国维放弃科举，一心求西学，却为何转向了古史研究，看重传统文化呢？这要从他到上海谋生说起。

1898年正月，21岁的王国维来到上海，入《时务报》馆，成了一名校对，兼门房。

在报馆工作时，王国维结识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罗振玉。彼时罗振玉已是知名学者，在上海开办了《东文学舍》。

某天，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的《咏史诗》：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

罗振玉觉得这人气魄非凡，定非凡品，起了结识，提携之心。

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他还让王国维在其主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大量的学术性文章。

彼时的王国维，醉心叔本华、康德、尼采等哲学思想，研究得有些走火入魔。这时，罗振玉给了他当头棒喝。

罗振玉劝王国维说，“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

西方文化发源于西方的土壤，有着西方的习俗，如果照搬到东方的土壤上，恐会水土不服。

一个国家文化亡，则国亡，天下亡。想明白这一切的王国维顿悟了，他找到了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