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有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却无数次地困扰着读书人和治史之人：《春秋》一书为什么始于鲁隐公？

《春秋》位列“五经”之一，以《春秋》之地位，历代读书人都认为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其背后肯定有“玄妙之处”，所以《春秋》开篇纪年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但问题就在于，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这一年既与周平王东迁的前770年不重叠，又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发生，《春秋》开篇叙事为何却单单要挑这么一个日子呢？

古往今来，学者们开动脑筋，对此提出了诸多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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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最流行的解释是：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和周平王东迁（前770年）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篇的。

晋朝杜预所著的《春秋经传集解》就是这么解释的，唐朝的经学家孔颖达也持此种观点，他进一步补充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但却是以整个周王室的视角来记事，所以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

但关键之处在于，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时的鲁国正是鲁孝公二十六年，鲁孝公的继任者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父亲。如果以东周纪年为正统，《春秋》始于周平王元年、鲁孝公二十六年岂不是正好。

如果像后世大儒所讲的那样《春秋》的本意是尊王，那么把《春秋》的开端放在周平王元年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鲁国是周公旦之后，最讲遵奉周礼，没有道理用本国某一代国君的开元纪年来叙述整个周王朝的天下大事。

即使退一步讲，“我的史书我作主”，一定要用鲁国国君来纪年，那么鲁孝公二十六年已经是其执政的晚期，距离他去世只有一年，如果一定要找一位国君的元年的话，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以鲁惠公元年（前768年，周平王三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为开端更合适。

隐公元年已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了，也就是说，在《春秋》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四十八年了，距离东周开国时间太过遥远。因此，杜预、孔颖达虽然给出了一个权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深究起来却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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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春秋》开始于鲁隐公，是因为史官感叹当时天下无王，周室复兴无望，鲁国国运日衰。

周平王东迁之初，还能凭借昔日的光环延续一段时间的威严。周王室虽然东迁，但诸侯和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周王室能够西归。但到了鲁隐公当政的周平王末年，天下已经彻底乱套，周天子这块“金字招牌”已经没有多少人买账了。周平王又是个昏庸之主，只能眼睁睁看着周朝一直走下坡路。

而从鲁国视角来看，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成就中兴之治，到鲁隐公辞世时，鲁国乱局已开。

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于周平王的终年，周天子和周礼之邦都大体上这一时期走向崩溃，史官眼见周朝王室再无复兴之望，鲁国也不能够光宗耀祖，于是才有了《春秋》，其目的正是为了警示后来之人。

从时代变局角度来解释《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的观点，不仅仅只有这一家，还有一种解释与此说相类似，但具体原因则完全不同。

晋武帝太康二年，因为一场盗墓意外出土了一批先秦时代的竹简，经学者们考证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大量事实，后世将其称之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披露了一段《史记》《左传》等未记载的史实：在两周交替之际，天下大乱，周王朝不仅仅只有一个周平王，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个周携王，即“周二王并立”。

拥护周平王的是晋、郑、秦等诸侯，拥护周携王的是世掌兵权的虢国，直到周平王十一年（前760年），晋国攻*周携王，“周二王并立”的局面结束，天下才重新实现“统一”。

如果从两周断代角度来考虑，鲁惠公元年（前768年，周平王三年）时期，天下还是双龙争雄的格局，但在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时，周平王已是唯一的天子。虽然距离结束“周二王并立”已过去了38年，但新旧交替的历史纷扰局面也彻底结束，《春秋》选在这个时间为起始，倒也还说得过去。

不过，这也仅仅是一种基于猜测意义之上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