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月23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友讲坛第二期于逸夫科技楼报告厅举办。知名校友、资深媒体人、新闻评论员曹景行时隔两年重回母校，开设题为“复旦的两段历史：从北碚到改革开放”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复旦大学党委*焦扬与曹景行亲切会晤，就近期工作生活、校园文化建设、新闻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交流。

此次讲座是历史系建系95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

以下为讲座实录摘要。

讲校史，为什么挑北碚和改革开放这两个时期，主要想讲述过去的复旦在北碚那边是怎么回事，到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那时候我们从农村上山下乡，直接到复旦读书的时候复旦又是什么样子，那两段历史当中有什么共同性。我们常常讲到北碚时期的艰苦，讲到我们77、78、79级的特殊，但是到底里面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是我们办大学需要分析研究的。

讲到复旦，北碚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因为我学历史，现在尽管我是做新闻，但我们常常回到历史去拍过去的东西，拍上海的记忆。在采访当中就讲到，上海的语言当中，复旦还有特殊的上海话，也就是带了重庆口音的上海话。1946年回到上海以后，复旦师生从重庆带来的，不仅是讲话语音留下了北碚的痕迹，甚至生活习惯，例如吃辣，也都留下了痕迹。这是北碚留给复旦的。五年前，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和上海纪实频道去拍了一个系列的纪实片，我们题目叫《行走战场》。我们回过头把当年抗战实地去走一遍。从兴安岭一直到云南怒江边上，腾冲那边的战地，那种条件是无法想像的艰苦。这条线也经过了重庆，所以我们那次特地在重庆北碚拍了我们的校园，去拍了北碚时候的复旦校园。

当时的条件很差，留下的东西就这么点，一个陈旧的小门，里面一栋房子，相辉楼，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孙寒冰先生的墓。1940年5月27日，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当时复旦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先生，还有6名师生被炸死，在北碚埋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墓。从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也就是我们复旦在北碚建校时的条件，非常差。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是在日本的飞机要来轰炸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学校建起来了。

除了复旦北碚，更有名的是西南联大。大家可以看电影《无问西东》，可以比较直观地感受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段历史，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当年一个大学为什么要这么艰辛地搬到重庆去，那就是一句话：不当亡国奴。当时上海这么多人往那边走，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真的是到了最后的关头，除有血和肉，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拼下去？就是因为一句话：不当亡国奴。所以学校的老师带着一些能够带的东西，和当时的一些学生转移到了重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了解感受这条路上的艰辛。

当时的学生跟我们77、78级的有点像，后方或者沦陷区的年轻人，只要到了大后方去报名，就可以上大学。据我了解，有的人甚至使用别人的名字报名。因为根本没有人检查你的履历、证书，你说你是谁、想读书，就可以去读，而且读的是当时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交大、复旦，这样的学校向年轻人敞开了大门。据我了解，以上海为例，这些年轻人有许多都是出身于平民家庭或者中产家庭。

比如我舅舅。我外祖母家是一个小职员家庭。我舅舅1921年出生，1937年刚刚中学毕业，复旦北碚建校那年他16岁。他们那些同学说我们不能呆在上海，因为呆在上海就是做沦陷区里的亡国奴，他们就自己辗转好些地方，从江西一直到后方，然后他进入了交大，后来成为工程师。像我舅舅这样的年轻人大批地到了后方以后，进入了像复旦这样的学校。在那样的环境下面，教室没有像样的教室，教材没有像样的教材，生活非常艰苦，除此之外，天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也因此，才会有1940年我们复旦前辈当中遇难牺牲的烈士。

北碚各地区的年轻人，很多跟家里是没有联系的，也不知道哪年可以回到家乡。如果1940年中国扛不下来的话，这个世界又会怎样？说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贡献。

恰恰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到今天我们都在念叨。今天我们仍然在说，那个8年是最辉煌的时候。《无问西东》里面，大家就在野外席地而坐，弄块黑板就可以讲了，时不时逃难，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为什么会出人才？今天两段中，这是第一段。

下面一段就跳到1977年、1978年。我能够读大学，对我来说是非常意外和偶然的。当时我们在农场已经很长时间了，基本上等于是定下来了，我从农业连队到汽车配件的厂里做厂长，我的孩子已经两岁了。当时金光耀教授在最艰苦的高山队，这个到今天去还是很艰苦的地方，做连长。还有别的队，都是最艰苦的一些地方，我们开公路，修水库等等，突然收到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在1978年，过了国庆节，我记得很清楚的，我是9月30日这一天，我们从今天安徽黄山的这个地方，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里，当时是10月2日还是3日，我们过来报到，我们一个农场出来的到了一个班级里，到了一个宿舍，当时觉得平常，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大的环境，恢复高考条件什么都不齐备，复旦算好的，有的学校里面连宿舍、教学楼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最重要的大学之一，恢复高考以后的那两年，他们做的一些大事情，可能就是把一些被部队占据的宿舍要了回来，不然的话学生都没地方住。

对于复旦来说，上课有教室，住有宿舍。今天我们看了6号楼，6号楼里面有一间宿舍，7个男生一个房间，为了空气流通，在天气可以允许的情况下，请过道对面的宿舍，我们大家都把房门打开，窗也打开，这样空气可以南北流通。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这一批人能够进高校来读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复旦的条件还不错了，有的是什么都没有，要一点点重新弄的，那就更加艰苦了。我们来复旦以后，一开学就正常上课，我们的班主任邓老师跟我们上《中国通史》，从原始人、甲骨文那时候开始讲，我们的每一个课程都有老师讲，而不是像有的大学根本就没老师，老师都散掉了，我们复旦的老师没散，这是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开的课，每一门实际上都很精彩，这就更不容易了。今天早上我在校园里拍的时候，我说我们进学校的时候，没想到40年以后，我们当时见到最老的老师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年龄大。

后来在我们历史系非常有名的老师，在我们进校的时候才差不多三四十岁，朱维铮、沈渭滨，这些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年富力强。去下乡，十年以后终于可以教学了，在他们身上，这种激情，而且是他们这些年积累的那些最好的东西终于可以拿出来了，而我们是第一批接受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幸运。年纪大一点的那些老师吃了很多的苦头，但他们仍然是非常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教出去，没有其他的考虑，因为那时候多少年没有上讲台，重新上讲台以后，这种教书的激情也好，可能是后来很难再有了。比如张荫桐老师教我们南亚史，我现在还是用他教我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包括去那边的两次采访。陈仁炳老师，当时应该六十多，快七十了，看起来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其他老师上课一般站着讲，他是坐着讲，他给我们上的专业英语课，为我后来英语方面的学习和英语方面的应用打了很好的根基。没有专业英语的根基，普通的英语是对付不了的，因为你发现不了那些领域。我不知道张荫桐老师有没有教材，陈老师是没有教材，陈仁炳老师的教材是用打字机，把那些名篇，比如讲约翰逊的，编英语字典的那篇很有名的传记的一张，打在蜡纸上，现在很少人还知道蜡纸，打在蜡纸上就印。

我们作为教材用的，或者考试用的纸绝不是现在用的这种白纸，而是那种上面很毛糙的纸，我们考试也是用这种纸，像这种印出来的教材钉出了这么厚的一本，我们的专业英语就是他给钉出来的。像姜义华老师他们都是自己的学术心得，我们都没什么教材，上课就是听，当时上课也没有PPT，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们讲，我们听。这些老师没有教材，但是他们自己的那些讲课成了我们真正的教材。

还有一些我们作为辅导书的，现在书太多，当时能够找一本相关的辅导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能要借，要去图书馆找，找不到我们就手抄，整本书抄下来。《光荣与梦想》，关于美国的，我缺第一本，我从辅导员那边借来抄，整本抄下来，英国军事史家李·哈特的《二战史》上下本，图书馆不能长期借，我就自己抄。老师带着我们在基本上没有完整教材的情况下来上课，这样的上课有时间缺陷吗？我觉得反而是最精彩的。学生也很有意思，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我当时31岁，读本科，大学一年级，读十年制中学的，直接进大学的，最小的比我小14岁，还有很多小12岁，我们当时老三届的那些，就是31岁进去的还有好几个，最年轻的到今天也该退休了，当时是刚刚中学毕业，这样一个学生的群体，在当时的情况下面，我们成为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好还是不好？这样一种学生构成，我是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互相互补的地方，我们年纪比较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看的书比较多一点，尤其文科，他们年纪轻，但是他们刚刚从学校出来，他们有他们的追求、向往，大家在一起之后，甚至学生业余活动，甚至生活上都可以互补。

那时候的教室、宿舍里面也没有取暖器，上海比现在冷得多。有一年考试，零下10度，我记得窗上挂着冰柱，大家在里面冷得跺脚搓手，夏天热到38度，当然没有风扇。我还想着，现在我在大学里教书，看到同学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保温杯，上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带的，各式各样的，我是第一次到清华那一年，看到那些学生在军训，一批杯子放在那边，每个人都有一个杯子。我在想我们读大学的就没有杯子的。学校里面上课就是第一教学楼，没有热水供应的，你要口渴怎么办？砂滤水，冬天再冷也是，带杯子吗？也不用，就凑在边上喝两口。

那时候大家想，可能读书就是最快乐的事情，经过老的图书馆，想到的就是能够抢位置，占有最好的书。比如当时的一些小说开放了，能够看了，那我想办法就是看完它，不能借出来，在里面看，看了一半怎么办？我明天还要看，我今天想办法把它放在一个角上，放在书架上一个特别的地方，别人找不到，第二天我还能继续看。所以应该说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

我为什么和北碚相比较？就是我们在理解大学、理解教育的时候，能不能从这两段历史当中来思考我们的教学规律，大学到底是什么？怎么把“教”教好，把“学”学好。那两段时间，为什么出人才？我们在进复旦以后，恰恰就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四年时间就看你的能力，你能吸收多少尽量吸收。我们当时在历史系，可以把世界经济系的课、国际政治系的课，正规的拿学分，不限制，当然还有不要学分的，当时一些讲座，充分地去吸收。当时图书馆的书非常之少，像一些比较重要的书根本就借不到。但是，大家想尽办法，比如教材不够，我自己学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的时候，我先把史记和前后汉书当作辅助教材，下面就看《资治通鉴》，我买了一套，当时记得是20块钱，十几本，我们班里的同学好多都去买，当时学校的助学金最高20块，就是一个月的钱全部去买一套《资治通鉴》。

比如我学历史，我是比较像偏向世界，我自己就想办法寻找我合适的教材。原版的历史书，一边学英文，一边学历史，用大量的时间去翻看。最累，花的时间最多。对我的英语和历史都最有用的就是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不一定每一个学历史的都要像我那样读，但是当时有机会看到这么一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在讲到大学，为什么不能把北碚和77、78级那一段时间的大学作为一个样板，吸取当中最重要的、最好的经验，作为我们大学发展一个基本的理念。大学的“大”字，含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就比中学“大”一点？我想不会那么简单吧。这里面，应该是是老师的眼界，所看到的要比中学，要比社会上的都要大。大学里的学生，跟没读过大学的，如果是一样的话，就不是大学。只有能够培养出心胸开阔的学生的学校，我想才值得叫大学。

主讲人简介：

曹景行，资深媒体人，新闻评论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言论部总监、资讯台副台长，《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传讯电视中天频道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现任东方卫视《双城记》和晩间《新闻60分》主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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