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行政区划，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18世纪，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增多，旨在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汉学兴盛起来，法国汉学家德经在1756年出版的《匈人通史》里将东西方史料对比，认为在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人，正是秦汉时期频繁入侵中国的匈奴人。其实，和所有早期汉学家一样，德经本人的中文水平很低，连二十四史都没有看过，也看不懂，只是读过一些《资治通鉴纲目》等二手史料的外语节译本，再和罗马史料进行简单的年代对比，就得出了这么一个假说。
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理论，直到19世纪末，另一位法国汉学家沙畹终于开始正经翻译《史记》，他的中文算是达到了考秀才的水平，又对西域文化感兴趣，于是顺带翻译了《魏略·西戎传》等史料。在给这些史料作注解时，沙畹引用了德经的观点，并补充了一些史料证据。德国汉学家夏德随即写了专著《论伏尔加匈人和匈奴》予以支持，于是匈人即匈奴的理论开始广为人知，一时在欧洲几乎成为定论。
这时，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正在德国留学，师从德国史学泰斗兰克，回国后在《匈奴及东胡民族考》等文章中大量引用沙畹、夏德等人的著作，他的观点对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产生了极大影响，于是被介绍进入中国，立即被当时急需振奋民族精神的中国史学界广泛接受：“看，我们的祖先还是很厉害的，他们打败了匈奴人，把他们赶到了欧洲，匈奴人又在欧洲打败了罗马人和日耳曼人。”
白鸟库吉
其实，受德国老师兰克的影响，白鸟库吉创建了东亚史学“疑古派”，他最著名的观点并不是“匈人即匈奴”，而是认为商朝以前的中国历史都是瞎编的，即所谓“尧舜禹抹*论”，进而影响了钱玄同等留日学生，最终发展为顾颉刚的“大禹是条虫”疑古理论。总的来说，作为日本史学大佬，白鸟库吉深受兰克、沙畹、夏德等欧洲史学家影响，他的观点在当时的国际史学界影响深远，对中国近代史观的影响也远比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大。凡是主张“匈人即匈奴”的学术专著，无不引用上述这几位近代外国学者。
顾颉刚
就这样，自元代以来存在于中文世界的“马札儿”，便在20世纪初被改译为“匈牙利”了。如果没有西方汉学家们的这套理论，“Hun”怎么也不可能被翻译成“匈”这个汉字。在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里，这个词的原始发音更接近“浑”或“胡”。
2.匈奴人和匈人划等号，中国史料不支持
不过，关于匈人是不是匈奴的问题，中西方史学界还在争论不休，没有定锤。
首先是苏联学者在二战以后，通过在东欧的考古发现，否定了这个理论，尔后整个西方学术界又从语言和文化等角度，逐渐认可了苏联人的新理论：匈人和中国史书上的匈奴人关系不大，甚至可能就是东欧的土著民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史学界一度对此非常不满，但是近年来逐渐接受了这个新理论，“Hun”被从“匈奴”改译为“匈人”，虽然这依然暗示他们就是匈奴人的后裔。其实从语言上讲，译为“胡人”或“浑人”更为妥当。
就事论事，把匈人当成匈奴人的理论确实过于粗糙，只能说是早期西方汉学家在刚刚接触中国汉晋南北朝史料之初开的一个“脑洞”，夹杂了不少私货，意在帮助汉学在西方吸引眼球，打开市场。二战以后，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基因学等学科蓬勃发展，展开跨学科研究，这个原始理论必然漏洞百出。且不说文化、语言、基因这些过细的方面，就从中国和欧洲古代史籍的记载来看，北匈奴被汉朝打败，西迁变成欧洲的匈人，中间就存在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
让我们先回到公元二世纪初，在《三国志》《魏书》等中国史书中，我们知道，当时鲜卑人越过了大兴安岭，冲入了蒙古草原，并且很快联合东汉重创了北匈奴人，*死了北匈奴单于，把他们一举赶出了家乡。大部分北匈奴人投降并融入了鲜卑人，其余的北匈奴人撤到现在的新疆地区，在那里和班超、班勇父子等东汉将领缠斗。
喀什班超像
在一连串失利以后，北匈奴人可能考虑过继续西迁，而且很有可能到过欧洲东部，因为在此时为罗马帝国效力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中，就出现了一个叫“Chonitae”的民族，活跃于黑海东北，高加索山北麓的草原上，这个名词被正确地翻译成“匈尼特”，非常接近“匈奴”的原始发音。
到了公元2世纪末，北匈奴终于被东汉军队赶出了新疆地区，又受到鲜卑人的逼迫，于是集中力量攻击中亚，在那里建立了悦般国（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厌达国（今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
罗马史书也记载，“Chonitae”人在公元2世纪以后统治着中亚，多次与波斯人交战，还经常入侵北印度。考古发现，北匈奴人在新家园大量皈依佛教，鼓励商业，并且发行了货币。可见，“Chonitae”人就是匈奴人，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入侵欧洲。
公元370年左右，发生了“匈人即匈奴”理论中的关键性事件——东西方史书都记载了“阿兰亡国”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