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地方设立郡、县制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但郡与县之间，尚未形成固定的统辖关系，边疆的县归郡管辖，内地县归中央管辖，郡、县的军事权力和最高行政权力都掌握在韩国国君手里，郡、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

韩国的政治制度相对复杂，世卿选官制度被长时间地保留下来，君主才有赏罚、礼法、刑德、爵禄等手段监督控制群臣，在韩国的不断发展中，逐步制定和完善本国的各种制度，例如职官管理制度，俸禄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等，但韩国终一朝都没有建立完善的封建官僚体系，世卿的贵族制度贯穿其中，这与申不害不彻底的改革有莫大关系。

对于韩国来说，成也“术”治，败也“术”治，申不害的术治为何会失败呢？笔者从韩国政治制度的弊病，来分析一下申不害变法失败的原因？

韩懿侯、韩昭候时期为韩国的守成时期，韩懿侯守国十年，没有大的发展，没发生大的战争，却失去了领土，被魏国打败两次，割让马陵；韩昭侯掌国三十多年，特别是在申不害变法时期内，韩国大治，诸侯不来侵伐，出现了少有的、短暂的治世。

但韩昭侯注重君主的“术”治，没有建立统一的法令，致使韩昭侯之后，变法不在，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只能在大国夹缝中生存，依附强国而生，在政息兵弱的败亡阶段被秦国灭亡，成为战国七雄中第一被灭的诸侯国，那么，韩国政治制度有哪些弊端呢？

韩昭侯时期的申不害改革，几乎与齐威王的改革是同时进行的，但成效远非齐国；申不害的“术”治，主张君主的绝对的集中权力，讲究的是君主统治臣民的方法，强调的是君主的专制之术，先天性地存在很多弊端，也是改革不能彻底推进的原因之一。

申不害变法与商鞅变法最大的不同是，商鞅紧紧抓住发至建设这个关键，将各项改革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在法律中将宗族特权剔除出去，彻底剥夺贵族特权；申不害的“术”治，原先是为了惩治吏治，现在变为君主驭臣之术，这种权术随着君主的意识改变而改变，一旦被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必然会扭曲法令，使依法治国名存实亡。

韩昭侯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韩国贵族势力大，当昭候发布新的法令时，往往会听从别人错误意见后，使得法令得不到坚决的贯彻实施；申不害主宰朝政十年期间，法治偏弱，术治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造成人人自危。

时间久了，术治就会变成权术阴谋，君臣离心尔虞我诈，官场就会变成勾心斗角之地；权术之道充斥于韩国邦交内政，造成储君之争，辅臣权力之争，重臣为了权力甚至勾结敌国，劫持国君；总之，韩昭侯依赖术治，久而久之，导致阴谋丛生，内耗重重，危及国家。

“术”治，没从根本上解决韩国面临的问题，终究其实，术治就是一种整治吏治的手段，也是君主所掌握的一种权术阴谋，“术”治的本质是人治，人治的优劣全在于君主，韩昭侯时期术治还勉强可以，后世之君没有韩昭侯之明，那么术治就是乱国之本，所以，韩非子说，韩国亡于术治，是有道理的。

战国时期，贵族集团在各诸侯国都是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变法必然会触动贵族利益，必然会遭到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对；与商鞅用法制剔除贵族特权不同，申不害“术”治改革以不触动贵族集团利益来换取变法改革，对贵族势力采取妥协的态度，使得新法令推行不下去，变法成果大打折扣。

申不害变法时，一边用贵族宗室人员，一边又任人唯贤采取官僚制度，在韩国贵族中，虽然也有才*超群者，但大部分都是能力平庸的人，例如，公仲、公叔更是独揽朝政五十年，加速了韩国的衰亡；贵族宗室总揽大权与重用布衣将相的格局无法调和，终其一朝，韩国也未能克服宗室贵族对权力的独掌，这也是申不害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韩昭侯申不害的改革，在人才政策上也以举贤任能，因任而授官的政策，但没有从根本上废除世族世官制度，举贤任能就是一个空头口号，韩国像其他诸侯国一样推行贵族政治，造成人才外流，这些人才得不到上升途径，只能另谋高就。

权术阴谋还造成君臣之间，臣臣之间的猜忌和矛盾，权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无所不用其极，排挤布衣将相，排挤人才那都是小事，这些重臣甚至能引入外国兵力来挟制本国君主，由此可见，君臣之间尔虞我诈可见一斑。当奸邪大臣当权，隐良蔽贤，造成韩国日趋衰弱，韩非多次向韩王进谏要励精图治，但始终未被采纳，统治阶层的腐朽昏庸使韩国失去了最后一丝复兴的希望。

反观秦国，对人才的利用有一套法律制度，特别是奖励耕战制度的实施，秦国农民乐耕，士兵乐战，天下英才多汇集到秦国，这也是秦国举贤任能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秦国正是在大批的，一代又一代的布衣将相辅佐下，最终富国强兵，统一天下。

其实，秦国统一的历程，就是以布衣将相为主的官僚体制，逐步战胜和取代贵族政治的过程；社会要发展，国家要进步，都需要人才，特别是社会变革时期与人才开发有密切关系，韩国的衰亡很大程度上受失败的人才政策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