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相对比秦国来说，韩国和其他五国也重视法律，但都深受周公礼制的影响，没有完全抛弃与新时代不符合的礼制，也没有能够彻底地实行法治，反观秦国在法律政策上是基本正确的，能把奖赏和刑罚以法律的形式纳入耕战政策中，所以秦国兵强国盛，在发展上领先于韩国。
综述笔者认为，申不害改革失败原因，“术”有余，而“法”不足，在变法改革中，侧重于君主用权术，而忽略了法治建设，缺少法律的保障，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韩国所面临的问题，申不害死后，韩国形势急转直下，“术”治变法只给韩国留下了“阴谋权术”。
变法失败与韩国君主有莫大关系，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之后的历代国君中，只有韩昭侯支持改革，反观秦国，自秦孝公之后，历经秦惠文王，秦宣太后，秦昭襄王，一直到嬴政都坚持商鞅的法治治国；由此可见，韩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有贤能组成的领导集体，韩昭侯死后，变法执行者后继无人。
韩国的保守势力太过强大，申不害变法中并没有剔除贵族对变法的影响，并没有剥夺贵族众多的权力，而是以妥协政策来换取变法改革，结果不仅是变法成效大为缩减，也遭到了贵族势力的反扑。
我们又看到，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慎到、申不害，分别提倡法治、势治、术治三种不同的治国方略，法，就是健全法制，势是君主的权势、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君主驾驭臣民，利用权力，推行法令的一种手段或策略。术治主要是为了察觉官吏，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独一无二的地位。所以，申不害的改革只是一种君主统治的手段，并不是对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彻底改革，当然会失败了。
讨论笔者认为，从晋国卿大夫家族独立的韩氏政权，在立国之初，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政权，与其脱胎于母体晋国有着本质的区别，随即建立以君主为主的集权政治体制，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各级官僚机构和行政体制，最高管辖权被掌握在君主手中，在君主集权制的确立下， 又推行了郡、县制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权空前加强。
韩国虽进行申不害改革，但在战国中后期，贵族势力，宗室势力排斥贤能，抵制改革等行为严重侵蚀韩国政治体制；韩氏政权的外在环境也非常险恶，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兵火状态，极端恶劣的地理地缘政治，使其处于列强环伺之中，首鼠两端的邦交策略最终得罪了所有强国，使得韩国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参考文献：《韩非子》、《战国策》、《七国考》、《资治通鉴》、《汉书》、《史记》、《左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