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占据了襄阳，由南向北，可以出兵河洛、直抵中原、进窥关中；反之，向南则可以经汉江进入长江流域，进而威胁南方王朝最核心的江南地区。

所以，清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才会给襄阳“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这样独一无二的评价。

蒙古人南下侵宋时，对战略突破口也进行过无数次的尝试——攻克西边的川陕地区，利用长江上游的优势顺流而下，但蜀中山路险阻，崎岖难行，甚至1259年，大汗蒙哥都在攻打川东钓鱼城时阵亡。

由东部的两淮流域直接南下，当然最为便捷，但这一区域水网密布，河汊纵横，利于行船却不便走马，又因为临近京畿，还是南宋的重点防御方向，蒙军在两淮的进攻更是举步维艰。

在经过窝阔台、蒙哥两任大汗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到忽必烈时期，蒙古人终于将进攻的重点，对准了南宋潜在的命门——襄阳。

襄阳的概念，并不是单指襄阳城，而是由耸峙汉水南北，夹江而建的襄阳、樊城共同组成的双子城防御体系。

一旦战争发生，襄、樊两城均可由汉水上搭建的浮桥进行相互支援，使攻城的难度成倍增加。

但这样的城防结构并不是襄阳能够坚守六年的主要原因，结合蒙宋的战争过程，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襄阳的整体防御能力：

樊城的北面是一片开阔的湖水，城南则紧邻汉水，以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面对这些山水沟壑将会举步维艰。

与之相比，南岸夹江而立的襄阳城，地形优势则更为明显，汉江在此突然向南，形成一百八十度的迂回转弯，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将城郭紧紧环绕，唯一无水的西面，又有群山阻挡，只余两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羊场小道可以通往外界。

而襄阳城外，还有引汉水而建、平均宽度达到180米的护城河，四道宽阔的水域，将襄阳城垣四面完全包裹，这样天然加人为、由内而外的双重防御，势必使针对襄阳的任何攻击，都将变得极其困难。

而纵横草原的蒙古骑兵，对于攻城并不擅长，再加上战争前期缺乏重型攻城器械的支持，面对固若金汤的襄阳城，即使不计生死、不惜代价地猛攻，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忽必烈也明白个中要害，从战争开始之初，就没有试图采取强攻的手段，而是早早便做好了长围久困的打算——在襄阳城外围，逐步建立起了数量庞大的防御工事，将襄阳城牢牢围困其中。

面对倾国而战的蒙古，襄阳军民虽然没有足够破防的能力，但倚城而守也并没有太大难度，何况吕文焕还未雨绸缪，提前储备了足以支撑十年之久的粮食。

多方因素的合力，这才有了后来拉锯时间长达六年的襄阳之战。

襄阳本来不会陷于四面重围的被动局面之中，因为蒙古人不可能在守城将士的眼皮底下，短时间内便修建起重重堡垒。

关键南宋当时负责荆襄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吕文德，在战争的初期，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战火未起之时，蒙古人便试探性的请求在襄阳外围建立通商互市的榷场，该提议虽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结合蒙宋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和襄阳城的重要位置，身为京湖制置使、维系荆襄安危的吕文德，却缺乏必要的防范心和警惕性，在蒙古人略施小利贿赂之后，竟欣然应允动工。

即使在其堂弟、襄阳守将吕文焕的一再规劝之下，面对襄阳外围不断拔地而起的榷场，依然没有引起吕文德足够的重视。

蒙古人却依靠这一个个看似人畜无害的榷场，逐步修筑围墙、增加防御工事、构筑军营，直到最后形成围绕襄阳四周，漫山遍野的军事堡垒。

而只到此时，吕文德才恍然大悟，顿足捶胸地痛呼：“误国家者，我也！”，然而襄阳外围已是“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大错已然铸成，再多的忏悔已于事无补了。

鉴于襄阳的重要性，在得知其被围之后，南宋政府便陆续组织了多次的救援行动。然而不幸的是，襄阳不好进攻，救援起来也相当困难。

由于置身重围，襄阳的陆上交通全部断绝，唯一的支援途径只能通过水路，但汉江的上游区域并未被南宋控制，所以大规模的救援，便只剩逆流用兵一途。

而蒙军针对汉江河道浅、窄的特点，已提前在襄阳下游方向修筑了长达数十里的夹江工事，可随时对江面船只发起攻击。

又在江面铺设横江铁锁、在河道较浅的位置钉入阻拦木桩、江中小岛则设立“实心台”部署兵力和弩炮，又于浅滩处建栅栏立寨，建立起了立体化、纵深化、综合性的阻援打援阵地。

整个襄阳保卫战期间，南宋从汉江下游方向共计出动十五万水军，历经大小十三次救援，却仅有两次趁着暴雨涨水，汉江河道变宽变深，而蒙军又疏于防备，出其不意之下突破重重阻碍，才得以成功运送物资入城。

但仅仅两次的援助，对于围困日久的襄阳城而言，可以说是杯水车薪，随着时间的推移，存粮虽然丰厚，但食盐、柴炭、布帛等生活必需品却日渐匮乏。

没有食盐，三餐难以下咽，缺少布帛，军士又安能御寒？长此以往，部队的战斗力必将遭受严重的打击，城破人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更关键的是，在襄阳之战的后期，蒙古人从西域找来了制作新型投石机——“回回炮”的工匠，而这一超远程、高精度、重火力攻城器械的出现，也彻底成为了压倒襄阳守军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