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含霖的笔记

在短暂的自我否定之后，从含霖也选择了和自己和解：“我也知道自己确实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我不是法学的本科生，我英语确实不太好，包括我以前服务的都是一些内资客户……”

在她不执着于一定要进入顶级律所之后，她发现曾经学过的东西还是带给了她底气：“这么多年考试通过，有这么多的新的知识附加，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总能找到一份工作，可能现阶段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律师的，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好好做，三四年之后从头再来也是可以的。”目前，她正在自习室准备美国加州的司法考试：“补充一下自己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茴香和老公相亲认识，老公的工作是项目制，忙起来经常出差，没有静下来学习的条件，常常羡慕她能在业余时间充实自己，因此十分支持她。更难得是，公婆从老家来到上海，全职帮她带孩子，让她得以放心去工作和学习。

茴香和宝宝

她是个乐观的人，讲自己吃过的苦时总是笑着，但每当提及家人的理解和付出，都忍不住哽咽：“他们可能睡觉都睡不好，然后自己都没有吃饭的时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吃苦的机会”，茴香很清楚，是全家人的牺牲换来了她提升自己的空间，她只有更加珍惜：

“有一次我早上7点的时候到了浦东图书馆，其实位置非常多非常大，但是你就看到人源源不断在往里走，然后大家都在非常努力看书，在学习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氛围非常好，我甚至有一丝非常骄傲的感觉，我在一个朝气蓬勃的上海。”

浦东图书馆中学习的人们

刘康灿是上海众学空间自习室的创始人，目前拥有四家门店，选址集中在陆家嘴、徐家汇这样的商圈，但自习室并不是一个客单价高、盈利能力强的生意，受限于上海高昂的租金，只能挑其中相对老旧的写字楼。

开店之前，刘康灿做过一些背景调查，发现付费自习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在日本、韩国兴起，在像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小，房屋多是木质结构，隔音能力差，学生们放学后都会相约去“读书室”写作业，而在台湾，这种形式被叫做“K书”。

发展到内地之后，付费自习室的业态出现了一些变化。比起给学生写作业的地方，它更像是共享经济的衍生物：从共享公寓到共享办公，再到共享书桌。背后是大城市漂着的白领一族逼仄的居住环境和强烈的自我提升需求之间的矛盾。

刘康灿的第一家店开在去年8月，当时自习室在上海还是新兴的生意，一年以后的2019年夏天至今，则呈现井喷的发展态势，平均每个月都会新开10家左右。

与上海类似，一条采访了沈阳、西安、太原、石家庄的多家自习室，发现开业爆发期都集中在今年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