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传播学著作中，通常将传播的研究范畴聚焦于“大众传播”，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沃纳·塞佛林（Werner J.Severn）归纳出了大众传播的三个特征：通常针对数量较大，异质的、匿名的受众；信息传播的公开性、短暂性，以及传播范围的普及性；传播者的组织化、机构化、资本化。很明显，就大众传播的范畴和特征来说，带有明显的“传播技术化”形态。

这与传播符号学的研究明显有别，首先就传播范畴来说，传播符号学关注的领域更广，既包括受众数量众多的大众传播，也包括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流，并且，社会个体思维和心灵内部的意识变化也可以纳入到研究范畴中。需要强调的是，传播符号学并不是一门无所不能、大包大揽的学科，它所运用的符号学理论和思维，决定了它的研究范畴是与社会文化相关的，与“传播技术化”相比，传播符号学的特征是“传播人文化”的。但也并不意味着，传播符号学对传播学就是一次理论上的决裂和重构，两者之间尽管差异明显，却有着学理研究上的承续性。比如，我们在相当多的传播学著作中都可以发现，修辞学、语言学、现象学、文化研究、心理学等理论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当今的传播学研究中。事实上，这些理论与符号学方法都有相通之处，完全可以作为符号传播学的理论资源。

总体而言，人类社会中凡是与人的传播或交流相关的文化现象都可以纳入传播符号学的研究视野。我们说，传播符号学研究与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相关性很大，这里的文化概念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它更多地指向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实践。正如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将文化定义为“意指实践”一样，具体而言，像新闻、电影、广告、漫画、服装、照片等与人们文化实践相关的事物都可以作为传播符号学的研究范畴。传播符号学最根本的特征在于以文本为中心，这一点区别于传统传播学的以效果为中心。基于这一特征，传播符号学主要是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分析文本的意义，其立场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因此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地位更平等，更容易形成多元化的意见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