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杨晔案，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个案件，杨家世代高官，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杨荣虽然去世多年，但他的门生故吏依旧遍布朝堂内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代表着文官群体，敢于触碰文官群体的利益，汪直的做法是相当冒险的。
果不其然，文官集团感受到了汪直的威胁，或者说感受到了西厂的威胁，开始反扑。大学士万安、刘翔、刘吉、兵部尚书项忠等联合六部众臣联名上书请求撤罢西厂。压力之下，明宪宗无奈只得关闭了西厂，汪直任然回到了他的御马监工作。不过没多久，宪宗就感觉到了没有西厂带来的不方便，于是复设西厂，汪直仍出任厂督。
皇帝真有那么傻吗，不惜得罪文臣集团还要让西厂开张？说明什么呢？
举个例子，就拿上面的杨晔案来说，朱见深其实自己也心知肚明，这是一起恶性黑社会团伙恶案件，并且问题由来已久。不过就算皇帝想铲除这个团伙，也是有心无力。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团伙，就有其背后的势力，而杨晔团伙背后正是盘根错节的文臣集团，这是明朝最可怕的势力，危害远甚于所谓阉党、蒙古、女真等，而由汪直出面来动手，皇帝就可以躲在背后，由汪直替他背锅，皇帝就不必直面群臣的愤怒。
军功章上的汪直
汪直的才干，并不仅仅表现在搞间谍工作上。事实上，他在军事上表现出来的才能与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他在特工战线的成绩。
“直年少喜兵”，或许对于汪直来说，真正隐藏在心中的，还是在沙场建功的梦想，虽然他只是一个太监，但这种梦想从未泯灭。对于这个这个年方十六岁的弱冠少年来说，像霍去病那样北逐匈奴，封狼居胥，才是他的终极理想，不过他的残缺之身让这么的目标显然变得不可能，不过没关系，还有鞑靼，还有女真可以成为对手，当他有能力时，他就要开始努力将其实现。
首先他是明朝武举制度的具体执行者。明朝很早就有了武举制，但一直只是个形势，没有具体的执行制度与规范，直到汪直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等，武举制度才算有了规范，可以真正为国家选拔军事人才，并从此卓有成效地执行了下去。
汪直并不是只会落实制度，他立下了真正的战功，这就是著名的“成化犁庭”。
建州女真自从明英宗时代就开始不安分起来，成化三年时候，朱见深命大将赵辅率军五万，兵分三路进剿，朱见深下令“捣其巢穴，绝其种类”，可见其之狠，最后建州女真两个首领李满住和董山都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董山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也即曾祖父的爷爷。当然这些细节，我们在《明史》里都是看不到的。
到了成化十五年时候，休养生息了十几年的建州女真又开始侵犯边境，朱见深是个彻头彻尾的鹰派，一次进剿不行，那就再来一次。成化时期，共有三次进剿女真，这次是最狠的一次，由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为总兵，巡抚陈钺参赞军务，统帅大军，征剿建州。这次远征，汪直是实际上的统帅，战果是这样的，十二月，汪直等上奏报捷：“建州贼巢在万山中，山林高峻，道路险狭。臣等分为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贼据险迎敌，官军四面夹攻，且发轻骑焚其巢穴。贼大败，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宪宗实录》
同样的，战争细节我们在各种史料中都难以看到，原因和上面说过的一样。虽然战役具体细节不详，但看事后的封赏可知一斑，
担任总兵官的朱永原为抚宁侯，此役后被封保国公，汪直加俸三十六石（明朝太监无品级可升，最直接的封赏就是加俸，三十六石相当于三级俸禄），并由此总督十二团营，成为第一个掌握禁军的内臣。
（直听之，用抚宁侯朱永总兵，而自监其军。师还，永封保国公，钺晋右都御史，直加禄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