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简收来的二手手机（图源受访者）

但过了4月，情况便急转直下。工作机的小高峰一过去，销量马上跌回20～30台（新机 旧机）。

疫情带来的影响在持续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三年里，因为疫情带来的工作、收入的不稳定，股市的不利等因素，贺简感到年轻人对手机的消费热情变得低迷。销量只有从前的不到三成。

同时，受手机连锁维修品牌的影响，贺简店里的手机维修单量也在明显减少，通常一个月只有零星几人来维修，而如今每次维修，他只能挣30～50块。

新机、二手机的售卖，以及维修的收入，是支撑起他这家小小夫妻店的三根“支柱”，而现在，当这些都不挣钱之后，他的店便再也开不下去。

贺简算了一笔账：

“你看，我们每个月的成本是一万多一点，卖新机利润是150～300元之间，卖二手机是100多一点，维修只有几十块，现在每个月只能卖20～30台机子，维修一个月就几次，收入只有6000～7000元左右，打不平的。”

贺简目前小店单店收入成本模型，成本远超收入

他无比怀念那个才入行的年代，维修一次的纯利可达到300元，来店里维修、买手机的人络绎不绝，他每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却有一种生活的充实感。

而现在，大家换手机的频次从通常一年就换，变成坏了才换；因为居家的原因，手机摔打少，且多会找连锁品牌上门维修。厦门的手机市场萧条了，他店里的人也越来越少。

5月，贺简关掉了这家经营9年的夫妻小店，在朋友的帮助下前往商场店铺里工作。商场的人流更大、店面装修更好，也让手机销售具备了提升利润的可能性。在手机市场时，他的利润通常是100多元，但在商场，单机利润可以达到300左右。

他希望再撑一下，想撑到市场重新回暖。但整体而言，他对未来依然感到不乐观，“看不到曙光”。

从月盈利20万到月入6000元

贺简是80年代末生人，初中辍学后，和漳州的同乡一起到厦门打工。那时正值厦门发展的黄金年代，贺简什么都做，在2013年时拿着第一笔攒下的钱，包了一个手机柜台。

那时厦门的手机市场异常繁荣。

2010年，iPhone 4 横空出世，带来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革新，此后，购买智能手机、维修智能手机，成为一门火热的生意。

厦门有其地利：毗邻香港、深圳这些大渠道商的位置，拿货、拿配件非常方便。这带来好几个好处：

在快递业务尚不发达的年代，只有厦门这种就近香港、深圳的城市购机能当日或次日达；货品充足、周转快，从业者没有仓储压力，包一个柜台就能进入；同时，因为本地市场手机和配件的繁荣，延伸出在那时颇有竞争门槛的维修行业，利润极高。

“那真是一个黄金年代。”贺简这样说。

那时互联网不发达，智能手机又是个新鲜玩意儿，稍有磕碰、关机，或出现不明问题，大家都会来店里维修。

那时贺简店里每天光来维修手机的，就有十几个人，再加看机、订货的人，贺简忙得连轴转。更不要说那时苹果手机是个紧俏货，很多人加价购买，那是个有新闻报道有个别年轻人为了一部苹果手机去卖肾的年代。

在当时，贺简这样一个小柜台，月盈利都在15～20万之间。

四处摆放的手机（图源受访者）

手机柜台也因此水涨船高，尽管月租金只在2000～10000之间，但转租费却普遍在10万左右，且要跑一定的关系，才能租得到。

整个2013～2016年，贺简都处于一种忙碌、兴奋、看着钱生钱的氛围里，他给老家的父母修了房，从位置较偏的柜台搬去了位置更好的柜台，甚至还盘算着，要不要多包几个柜台，请人来做，把盘子铺大。

但最终，这个做大蛋糕的想法未能成功。

2017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这一年，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开始走下坡路，同年，受厦门举办的金砖会议的影响，大量工厂、人员迁到厦门岛外。岛内人员减少，消费自然也少，贺简当年年末一算钱，整个收益锐减30%。

但此前的繁荣给了贺简一种错觉，他总觉得手机市场以后可以变得更好。

也是在这一年，国产品牌开始进军高端市场，小米、OPPO、vivo打出高品质兼具性价比的牌，它们的价格低于苹果，又逢国货复兴潮流，琳琅满目的机型挤入消费者的眼帘里，各式各样的机型都有人前来咨询和问单，整个市场看上去依旧繁荣不减。

到了次年，因为美国制裁华为的举动，爱国热情加上各方面表现都较好的华为，一跃成为贺简店里销量堪与苹果比肩的品牌，并在此后数年一直形成销量两极之势。

市场的繁荣景象给了贺简希望，更重要的是，贺简有之前的老客积累，不愁客源；那时大家对手机消费的理念也尚未大变，虽然频次略有下降，但也不过是从一年一换，变成两年一换，他觉得自己可以撑下去，等待一个手机爆品带来的市场繁荣。

毕竟，层出不穷的品牌与机型，总能有一个爆品，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