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思达

虽然直到南宋官方主流才开始转向帝蜀伪魏，但文人和民间对蜀汉某些人物的追捧和喜爱，却要来得更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诸葛亮。唐代以前，诸葛亮还仅是三国名臣中的一员，并无特殊。但入唐之后，他的地位就陡然升高，一跃成为“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千古一相。唐代诸多大诗人都写过称颂诸葛亮的诗句，特别是杜甫，除了名篇《蜀相》之外，还写下《八阵图》《登楼》《古柏行》等诗篇缅怀。其他大诗人也不甘示弱，李白有《读诸葛武侯传》，盛赞“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白居易《咏史》“先生晦迹卧山林，三顾那逢圣主寻”；元稹《叹卧龙》“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岑参《先主武侯庙》“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刘禹锡《观八阵图》“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唐人对诸葛亮的推崇，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分不开。隋唐以降，魏晋延续下来的门阀政治被打破，随着科举制的推行，让每个读书人都有上升的可能，理论上都能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建功立业。在此种大环境的刺激下，唐代几乎每个文人都揣着一颗躁动的心，期待满腹才华的自己被皇帝看中——可能的话最好亦师亦臣——恭请他们施展不世才华治国平天下。而放眼历史，再没有什么比三顾茅庐、永安托孤的典故更能满足他们这种复杂傲娇的心态。他们越是推崇先贤诸葛亮，就越能曲里拐弯地表达出自己的理想和渴望。因而，此时对诸葛亮的赞美就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出现在各种诗歌之中。

《彩绘三国演义·美髯公千里走单骑》，近现代，金协中，国画

自从唐代诗人开颂扬贤相诸葛亮的先河后，后世只要是满腔政治抱负的文人都会跟风借歌颂诸葛丞相以明志。宋代陆游至少写了14首颂扬诸葛亮的诗词，其中《书愤》中名句“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直接将诸葛亮从贤相拔高成政治完人；王安石在《诸葛武侯》自况“掉头梁甫吟，羞于众争光”；文天祥《怀孔明》“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等等，对诸葛亮的崇拜之情与借机抒发的心声，跃然纸上。

有趣的是，由于文人将诸葛亮拔高推崇成不世贤臣，信任和重用他的刘备在形象上也不得不随之改变，被文人按传统中国政治理念加以改造。此时，刘备形象中权谋老辣的枭雄一面逐渐被淡化忽略，而他宽厚仁德、礼贤下士的品质得到了着重强调，被塑造成一个能和诸葛亮配对，但不负责具体实际工作，只管占领道德高地的明君形象，成为后世长者刘皇叔的先声。

诸葛亮形象在唐代地位的崛起，意味着文人对三国文化中蜀汉“君臣相得”主题的发掘。不过，此时蜀汉政权中其他人，比如在后世三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张飞、关羽，却并未进入他们的法眼。此时，他们仅以“万人敌”的武将形象出现在文人笔下。丰满蜀汉其他角色形象、设定性格的重任，要迟到宋代，交给民间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