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当岐教授的著作《西洋服装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洛可可时期）女性是沙龙的中心，是供男性观赏和追求的“艺术品”和宠物。男性是殷勤地服侍女性的一种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女装的外在形式美（人工美）因素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博得男性的青睐和欢心，女人们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装扮自己，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被紧身胸衣勒细的纤腰和用裙撑增大体积的下半身。由于紧身胸衣的长期使用，女性躯干极度变形，大大影响了健康，甚至缩短了寿命（据载当时女子平均寿命只有35岁）。”

“某德国贵夫人有一段嘲讽当时男性的记录：‘男人真奇妙，看着我们那装饰得很大的下半身步行或跳舞时的娇媚动作，他们两眼发直……所以，我们必须把下半身撑得更大。’一语道出了这个时期服饰美的本质，即用这种夸张的外形强调女性肉体的吸引力和美感，洛可可时期的女性均是以此为目的来装扮自己的。”

德国贵妇人的错觉在当今女性中也普遍存在，甚至有些伪女权以这种论调来标榜自己。男性竭力追求貌美年轻的女性，“殷勤地服侍”她们，让某些女性产生了自己是地位更高群体的错觉，认为只要（按男性审美）好好打扮自己，让更多的男性匍匐于自己脚下，就是践行了女性权利。

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就如《西洋服装史》中这个例子，女性纵使再漂亮再性感，也不过是“艺术品和宠物”——因为她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她们不从事劳动生产，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只能把自己打扮得更精致、卖一个更好一点“价钱”。

这个例子中还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少数女性的风花雪月、荣华富贵不能掩盖绝大多数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些人看欧洲宫廷沙龙的妇女们、上海滩的小姐太太们就容易产生这种错觉，更有些或蠢或坏的人用这些举例而标榜“女权”，更是南辕北辙。第二，这些女性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迎合了男性审美，可能或获得一时的利益与风光，但是年华易逝，自然价值永远是会贬值的，这样掌握生产资源的男性可以随时始乱终弃找到更年轻更貌美的女性，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方式永远无法践行女性权益。

真正的女权主义永远把视角放在劳动、生产与工作中。*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里的“时代不同了”有两重含义：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主人，这里的人民当然也包括妇女；第二，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让劳动不再仅仅依靠体力，工业革命后机器的普遍使用让妇女有了与男性平权的生产力基础。

举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例子。让穆斯林妇女摘下头巾，这算是女权运动的巨大胜利吧，那么谁才能做到呢？社会主义国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的《斯大林时代》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革命后的妇女不但得到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为男女同工同酬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子里，当集体农庄给予妇女独立的收入以后，妻子们曾经“举行罢工”来反对殴打妻子的行为，她们在一星期内就把那种由来已久的习惯粉碎了。

在中亚细亚，苏联更是完成了现代社会都难以达成的任务——让穆斯林妇女摘下面纱。在这个地区，伊斯兰教数百年来根深蒂固，毛拉在当地享有至高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管理地位。妇女被当做男人的财产，从小就卖给人做妻子。妇女必须佩带“帕伦亚”——一种用马鬃编成的长形黑色面纱，它遮盖全部面孔，阻碍着呼吸和视线，丈夫甚至有权*死不戴面纱的妻子。然而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在宗教中心圣波哈拉城和其他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妇女大会。在大会发言的妇女号召大家“一齐把面纱摘去”。于是妇女们列队走到台前，把自己的面纱掷在讲演人脚下。随后妇女们在街上举行了游行，旁的妇女也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游行的队伍，把自己的面纱向台上掷去。从此当地的穆斯林女性摆脱了面纱的束缚。当地一位纺织女工写下了一首诗，遣词造句并不高明，但反映了真实朴素的情感：

当我到工厂去的时候，

我在那儿发现一条新头巾，

一条红色的头巾，一条丝织的头巾，

它是用我亲手的劳动买来的！

工厂的吼声响在我的心里。

它给与我节奏，

它赋予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