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中国人自有的文化体系和精神世界，是以儒家文化成人或德性人格塑造思想为主脉之一，在儒释道三教争鸣融合的基础上结晶而成的中国传统人生智慧。千百年来，儒学始终坚持以人文教化和培育新人为己任，它深信人性具备教化的一切要素和可能，因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儒者以“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孟子》）”的认识和胸怀，自觉担当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历史使命，带领众多弟子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坚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经学通论》）”，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通五经贯六艺的文武兼备英才。

儒学“六艺”的育人旨归（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六艺”之教经久不衰的缘由

“六艺”之教的不息生命，植根于儒学的学养沃土。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和基石，也铸就了德育为先的中国教育智慧。因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在浩瀚的儒学经典中，《诗》的德行风雅、《书》之于治国理政、《礼》之于制度规范、《乐》的和美理念、《易》之于思辨哲理和《春秋》表征的历史文化，无不蕴含着提升人类心智的化育禀赋。所以，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儒学坚持德育为先，立足于“习以成性”或“化性起伪”，主张通过存养扩充人之天然善性或改良人之受蒙蔽天命德性的生活践履，自觉遵从“忠恕”之道，来塑造智仁勇统一的理想人格。

“六艺”的繁盛延续，得益于儒者的教学相长。人是文明教化的社会存在，中国人的这一社会性本质特征无处不显现着儒家文化熏陶的印记，“自汉武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梁启超文集》）。”古之学者必须精通六艺，但现成的教材却是没有的，六艺儒术便是在儒家的不断经解注疏中保持着教学相长。孔子初时以六经为教材，以六艺教弟子，培养出了许多通经致用的高足。后来的儒者继续以五经、十三经、四书教授弟子，在教与学的切磋琢磨过程中，众多的儒子对这些传统经典不断注解、增华和解释，最初作“传”、注“经”、“释义”，后来注“疏”、“集解”、“正义”，坚持用这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做法来积累经义。不仅对儒学思想精髓的阐发与经解成果越来越多，使得儒学羽翼丰满、长为参天大树，而且培养了中国人独到的理性思维方法，孕育出了一批善于通古今之变、具有兼容并包精神的宿儒和大师。既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也使华夏文明之道统历经千年而不衰。

“六艺”之教的功夫，在于其独到的育人金律。儒学育人的终极目标，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修习六艺的育人价值就在于开启心智、练达人生，最终塑造人格。换言之，作为育人手段，六艺的目标指向与其说是士人君子应有的六种最基本才能，不如说是旨在激发学子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中道仁慧，而开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人通途。正因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这是《大学》为中国人设计的理想人生蓝图，也是无数古圣先贤得出的育人金律。更为可贵的是，“六艺”之教始终遵循着这一“大学之道”，经由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和理想教育的理性设计，最终展现为修齐治平的普世教化之举，使六艺之教生命长青。

传统“六艺”育人的当今价值

儒学的育人宗旨，在于涵养人格，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两千多年来，一代代中国人就是在人生实践中塑造人格，在塑造人格中探索真理，从而演绎出华夏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也提炼出了内涵丰富的人生修养境界。时至今日，中国的“六艺”和西方曾经盛行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代数、几何、音乐、天文）”仍然对人的教育特别是对人的社会化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们之所以拥有如此持久和旺盛的生命力，并非源自于学而习之的内容，而是来自其内在的育人理念及其遵照人类心灵的本真培育和提升心智的文化价值。当前，实施素质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包容个性，开发潜质，塑造人格，因而是教育理论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进步。但是，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对青少年人文素养培育的排斥和轻视，不仅对学生的人文修养重视不够，就连一个人起码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也训育不足，偏离了对“人”的培育。

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始终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原因和动力所在。重提儒学“六艺”，绝不是要盲目倡导和简单复古它，并冠之以中华民族育人典范的美名，而是意在发掘其对当下开展素质教育的启迪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继承儒学“六艺”之教传统，扬弃“六艺”育人的学科与历史性缺陷，以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努力实现学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促进学生成长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