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文化多样性也远胜后世

纷繁的国内文化，使有识之士在接触异域文明前，就历练出足够包容的胸襟。先秦诸子的典籍，则进一步发散了他们的思维。汉武帝的崇儒之举，并不证明儒术完成了对全社会的洗脑。司马迁就未把孔孟之道视作独尊，而民间则干脆出现了大量“孔子拜老子”的图像。

思想文化的交融碰撞，使颇多汉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境界，达到了后世俗儒远不能及的高度。如《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因受《管子》之影响而主张工商皆本、反对盲目抑商。类似观点在1500年后又被黄宗羲再重复一遍。但可笑的是，前者默默无闻，后者却被捧成了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平头百姓也并未被专制统治折磨得囚首丧面，全体臣民反倒为追求欢畅的生命体验，迸发出惊人的活力。

汉朝人便已经提出了反对重农抑商的思想

生活在暴政下的汉朝人 努力追求生命的欢乐

两汉人民的生命活力，直接体现为种种炽热的*诉求。飞黄腾达自然是当时全民企盼的共同理想。但这虽符合贪图安逸的人性，却又是出于对残暴统治的恐惧。毕竟在帝制社会中，无权无势的小民只能任人鱼肉。要想获得足够的安全感，非拼命往上爬不可。

对阶层跃升的渴望，实为颇多专制文明的共有现象。如据莎草纸文献的记载，在法老统治下的古埃及，不少父亲在亲眼目睹了劳动阶层的悲惨处境后，苦口婆心地教诲儿子学而优则仕、早当大官。而汉帝国子民对大富大贵的沉迷，更是达到了近乎露骨的程度。

当官发财是汉朝的全民追求

中国人将“富”、“贵”取作人名的习惯，便始自两汉。大量汉代瓦当与铜镜，皆带有“富贵昌”、“富贵毋央”之类的文字。其千篇一律的风格，足以将考古发掘者逼成复读机。诸多汉画像石则以士人弯弓射雀射猴为主题，但其寓意并非虐待动物或消灭害兽，而是“射爵射侯”、一举暴富！

不少神秘且高大上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变得庸俗不堪。如成都平原在古蜀文明时期，曾流行以太阳神鸟为装饰的青铜神树。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该类文物，便是轰动世界的国宝。可到了汉代，蜀人却将神树造型同逐利*相结合，发明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青铜摇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