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父子

知子莫若父，傅雷对儿子的了解超过了所有人：他的儿子几乎没日没夜都在想念自己的祖国和家乡。1965年5月，演出路过香港时，看到无数黑头发黑眼睛的傅聪内心激动极了。他给家里打了长途电话，那天，朱梅馥只“喂”了一声，傅聪的眼眶里就满是泪水了。喊了一声“妈妈”后，他的喉咙便哽咽住了，那一刻，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

1966年开始，傅聪给父母的信明显减少了，这自然因为此间的他一直备受家事、事业所累。身在国外的他并不知道，此时他的父母之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这年春天开始，察觉到“风雨欲来”的傅雷便在一次和友人谈话时说：“要是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了的。”

果然，1966年8月30日下午，傅雷家被抄家，带头抄家的说了：你被抄家，是因为你有名，因为他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抽烟斗、喝咖啡）。

这之后不久的9月3日，不堪受辱的傅雷选择了自*，妻子朱梅馥亦在安顿好一切后随夫而去。

死前，在留给傅聪舅舅朱人秀的遗书里，他写到：

“含冤不白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谁也不知道说这话时的傅雷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但遗言里的这句无疑让傅聪一生罩上了重重的阴影。父母去世后，他多次以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向祖国提出要回归。

可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傅聪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1979年傅雷被平反，这年4月，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决定为傅雷夫妇举行追悼会。在父母追悼会举行那天，终于再度回到国内傅聪怀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追悼会。

傅雷夫妇

回国这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他还被中央音乐学院聘请为钢琴系兼职教授。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

在国内时，每次赴宴时，他都让服务员把他餐桌上放的“英籍钢琴家傅聪”的牌子换成“中国钢琴家傅聪”，他无数次严肃地对所有人说：“我不是外宾，我是中国人！”

后来，虽是英国籍但走到哪里都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傅聪，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最伟大”三个字，傅聪当能担得起。须知，仅在六、七十年代的20年间，他就举办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并录制了约50张唱片。他还担任过萧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

几十年来，这位被世人称作“钢琴诗人”的音乐家，其演奏的足迹已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大洋洲各地。

一直以来，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音乐家都被认为是：对西洋音乐了解最深切的音乐家。一个中国人何以能做到如此？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位意大利教授曾如是评价说：

“不得不说，傅聪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

傅聪自己则这样回答，他说：“我最好的老师是我的父亲，他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等成就了后来的我！”

可叹，这位深爱祖国的音乐家最终却没能落叶归根，因为被感染新冠，他终以一种让国人最痛心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所幸，天堂有他已阔别63年的父母，在那里，他们将再度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