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那些“审判”评论，说什么“54年公派留学，59年叛逃，20年死于新冠，苍天饶过谁”；什么“1958年就死了的人，今天终于出殡了”云云，言辞极其不堪。这里面的潜台词，似乎所有海外华人都是“叛国者”了，推论何其荒谬啊！且不援引所谓“迁徙自由”了，这些言论对傅聪也是不公的，实在是让逝者不能瞑目，令生者感到隐隐不安。
我们总以为傅雷父子是大名人，生平皆道于人口。可随着傅聪的离世，我们才发觉：我们对傅聪是如此缺乏了解，特别是对逝去的年代又是如此隔膜啊！晚年的他，曾在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表达过，“我们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言犹在耳，斯人已逝。
今世今日，到底该如何纪念傅聪，似乎也成了面向全体国人的一道认知考题。
傅聪年轻时，曾对一位好友说过，“音乐比我的生命更重要”。这句话其实也是理解他一生的关键。
他似乎天生就为音乐而生。据《傅雷家书》，他自幼就对音乐有着难以置信的好感：三岁起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其父在唱机一放上西洋乐曲，他就会迅速安静下来聆听，从不吵闹。有一回，傅雷好友、擅长小提琴的雷垣先生，只是随意在钢琴上按了一个键，隔壁房间的傅聪竟然马上说那是“绝对音阶”。
图\傅聪弟弟傅敏.后整理出版《傅雷家书》
这种功力那是经受多年训练都难以分辨的，刚会说话的傅聪竟不假思索能懂，惹的他全家人都惊叹不已。也许正因为如此，“天才惜天才”，傅聪后来特别欣赏郎朗，甚至认为郎朗比李云迪更有天分，其“天才是无限的”。他说，“头一次听郎朗弹琴时,激动得不得了”，感动得落泪了。尽管，他同时也指出，郎朗趣味不高,“甚至有点民间艺人的感觉”，是不断去“迎合美国的低级趣味”，不提升层次只怕会成为方仲永云云——这个判断与奉劝，也许正逐渐“变现”了吧。
正因有雷垣的赏识，傅聪很年幼时，就走上了正式的学乐之路。9岁那年，他就被送到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处，登堂入室为学生，成了李斯特大师的“再传弟子”，苦学了3年。同时，在傅雷的教诲与影响下，他也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广的积累。他说，生平第一次弹肖邦《夜曲》，就不自觉想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句中国古诗，悲从中来。他英文也很好，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及十四行诗，琅琅上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