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新婚时的傅聪与米拉

可好事多磨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他最心爱的音乐事业也出现了毁灭性的打击：1987年春天，他在伦敦不幸遭遇车祸，导致右腿、左臂受伤，很难再如臂使指地亲近钢琴了。在时人的回忆中，晚年的他始终戴着一副黑手套,只有半截指头露出，吃饭时连夹菜都很费力,宴席上“一块虾段硬是夹了三次”。

更为糟糕的是，他与两个儿子的关系，也并不和睦。琴声中长大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不说，也是他的“背叛者”：大儿子是美国前妻所生混血儿，一直对他有怨。因为政治理念的分歧，与小儿子也“发生了巨大冲突”，一度“父子决裂”：傅聪认为西方世界不仁道，常在家中生气，其子则是西方价值观的信奉者，裂痕在所难免。实际上， 也因为这个分歧，他与几十年的至交巴伦波依姆也中断往来很多年。

他是音乐的苦行僧，可似乎并不擅长处理世间琐事、家庭矛盾，贝多芬名言“音乐是我的最后避难所”，这话对于傅聪亦然。他的余生是苦闷的。他70岁那年，有个15岁的初中生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为《文人的傲骨与生命的悲情》。文章当然是稚嫩的，可他竟然至为激动，赶紧将之收入《傅聪,望七了!》一书中。他说，“这个孩子很理解我”。

既有傲骨，又充满悲情，也许就是他自己的“晚年定论”吧！往事既已矣，逝者且安息，我们不妨以此为他送别，抱着理解之同情，不夸饰也不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