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水上运输的成本比陆地运输更低一些，并且每次的运载量要比车马多许多。大运河也因此成为那时水上交通的大动脉，凭借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皮日休在一首诗中对大运河的开发进行了评价：

“在隋之民不胜其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的确，为了大运河的修建，隋文帝征用了许多劳动力，且赋税加重，将大把资金砸在这项水利工程上，对黎民苍生的生计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唐朝时期的经济却又大大得益于大运河，得到飞速发展。

到了宋代，水上贸易的规模不但扩大，统治者不再把目光局限于大陆内，也开始在对外商业上下功夫。

彼时，中国最早的“海关”——市舶司出现，是政府管理海上贸易的官方机构，证明着海运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

宋代的海外运输路线分为南北两条航线，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航线的使用取决于当时的气象、与辽金的敌对关系以及港口运营状态。

当时，宋朝进出口额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比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前所未有的惊人数据。

贸易规模的扩大促使政府不断修订相关法案、增加贸易合作伙伴，进一步激励了海上市场的发展态势。

海上贸易的兴盛，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对宋朝的手工业、小商品经济乃至文化形态、民间迷信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彼时，人丁兴旺，农业发达，因此劳动力非常充足，许多百姓为谋生而投入到进出口货物的制造业中，这导致手工业急速发展，各类商品越来越精致、靓丽，质量也不断提高。

其中，东南沿海地区的丝织业、制瓷业如火如荼——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特产，瓷器和丝绸都倍受海外国家的青睐，每年的贸易中，其订单量占比最大，盈利最多，自然发展也最盛。

据记载，当时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北方地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丝绸之乡。

此外，由于商人有频繁出海的需求，宋代的造船业、航海技术都急速发展，涌现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