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我们提到，封建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百姓，以每年的造籍日为增年节点。先秦两汉时期，民众在政府造籍期间，自主向基层主管部门申报年龄。然而这种申报方式，存在人民瞒报或是官吏舞弊的行为，使得封建统治者对百姓控制力出现一个较大的真空。

而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封建政府对户籍的控制也越来越完善，相比于先秦两汉选在八月这个比较尴尬的时间节点进行造籍，唐代政府则是在正月选择造籍，正月造籍的意义在于，官府计龄方式和民间计龄方式达到了统一，有效避免了舞弊及瞒报现象。

那么读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有一个问题，为何秦汉选择在八月造籍，而唐代则是在正月造籍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经济重心的南移，秦汉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集中在黄河流域，八月份正值农忙时期的收获季，在这个时间点进行造籍可以使官员快速掌握所辖地区的户口数据。

而随着三国魏晋时期，北方战乱频发，而五胡乱华更是将整个中原破坏得支离破碎，而南方在这百年期间并没有经历太多的战乱，朝代更替也主要是以权臣篡位为主，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夺位战争。因此在秦汉之后，各朝政府选择在正月造籍，与江南经济地位的上升有着必然的联系。

除上述原因之外，秦汉之后朝代选在正月造籍的原因，是赋税政策的转变。秦汉时期赋税制度并不完善，主要计税方式还是基于每家每户的壮丁人口，按月进行赋税缴纳。魏晋之后赋税征调制的出现，绢帛粟米等实物赋税都是在政府规定的特定时间缴纳，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收获季时进行造籍，只需在缴纳赋税的特定时间前确认户籍即可。

此外，秦汉之后，户籍功能也发生转变，秦汉时期户籍作为赋税依据，必须一年一造，但随着赋税制度的健全，魏晋时便出现了户籍三年一造的情形，而户籍的作用已经从赋税依据转变成了基础台账，专用的账本的出现，税吏在征收赋税时不必确认所属地的准确户籍。

在历法尚未出现的年代，中国人利用自然景观以及农作物的成熟期来判断年份的更迭，而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十月份，恰逢黄河流域地区的收获时节，旧的农业生产周期结束，新的农业生产时期即将到来，于是人们将这个时间节点设为一年之始。

而在周处所著《风土记》一文中，提到了"正元日，俗人拜寿，上五辛盘，松柏颂，椒花酒，五熏炼形"。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自魏晋时起，正元日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传统节日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祭祀先祖，饮酒作乐等。

但是在《李膺家录》一文中，提到了在庆祝正月时，年轻人要在老人之前饮酒，这显然不符合传统文化中对老者的尊敬。

那么在魏晋时期，正元日饮酒为何要以年少者为先，此处不妨猜测下，在西晋时，民间采用"岁首增年"的计龄方式，年轻人意味着年龄增长了一岁，而老人为了表达对少年人增长一岁的庆祝，甘愿后饮。不过无论是先饮还是后饮，足以证明魏晋时期，民间已经开始用"岁首增年"的方式来计算年龄。

随着历法的不断完善，古人农时对节气及自然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在此基础上，民间的计龄方式也从单一的按收获时分作为节点计龄转至正月计龄，计龄方式的演变也蕴含着古时百姓的大智慧。

在传统民俗的基础上，唐代官方推出了"手实申报"的计龄方式，也就是在每年正月，百姓可以向当地政府自己申报年龄，而非等到造籍日时申报。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使官方计龄方式和民间计龄方式达到统一。

经过上文相关的介绍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古人计龄，并不存在"周岁"计龄的方式。顾炎武所提出的"岁末增年"也只是纸面上的理论罢了。虽然并没有周岁计龄的概念，但是古人的年龄分官方年龄和民间年龄两种，而我们在讨论某位知名古人的年龄时，多少都按史书以及当地县志中的官方年龄来作为参考，默认将官方年龄和民间年龄视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