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人鬼之间》、《我这三十年》等回忆录，就会发现他对一些战犯管理所“同学”进行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调侃，为了维护“老同学”颜面，他还故意省略了出糗人物的姓名，或者对其原职务进行了一些改动。

虽然沈醉进行了一些虚化和模糊，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还是能抽丝剥茧发现战犯管理所那“四个惹不起”分别是谁，以及偷纽扣的军长叫什么。

沈醉写别人的“趣事”笔下生花，但是写自己的时候，却难免有些遮遮掩掩，比如他在战犯管理所里，也曾因为一件小事被吓得差点精神失常，清醒过来后觉得自己很丢人，又断断续续写了一百多首反诗——如果他那些诗词早一点公开，就不能再1960年第二批特赦了。

云南起义，沈醉被抓，进了战犯管理所（当时各地改造战犯的单位不一样，咱们统称其为战犯管理所），他乡遇故知，结果很多“故知”却是“仇敌”，比如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就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除了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被沈醉“交出（沈醉回忆录原文）”的保密局少将特务，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官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跟沈醉也有旧怨（周振强*了沈醉手下稽查员，沈醉带兵要跟周振强火并），还有一个在云南策动起义的原营口市市长（沈醉没有写姓名，查阅史料得知其人姓袁，因为此人有些复杂，本文也不提名了），被沈醉的特务抓捕后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情，最后也进了功德林。

沈醉自诩朋友遍天下，到了战犯管理所才发现，想要他命的“老朋友”还真不少，再加上他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还在报纸上公开命令手下特务交出武器和电台接受处理，有得罪了一批人，毛人凤还专门从岛上派*手来要除掉这个对局长宝座感兴趣的“前盟友（他俩合伙坑走了保密局首任局长郑介民，毛人凤才得以扶正）”。

担心被徐远举、周养浩掐死，也担心毛人凤暗下毒手，更担心被秋后算账枪毙，沈醉被抓之处，可以说是一日数惊，差点精神失常。

沈醉在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承认了自己的投机心态和抵触情绪：“军管会接管监狱后，没有释放我，我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错误地后悔不该参加起义，不但没保住自己，还连累了部下和朋友。由此，我也更加怀念死去的戴笠。我还错误地认为，戴笠若不死，我们决不会败得这样惨。他亲自栽培我、提拔我，我却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没有为蒋家王朝殉葬，亲自交出部下、电台、武器，参加了起义，倒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我越想心里越内疚，越想抵触情绪越大。”

沈醉说的应该是心里话，他当时虽然进行了伪装掩饰，但还是逃不过管理人员敏锐的目光，《冰雪在阳光下消融·原蒋军将领改造生活记》中详细记录了沈醉等人的表现。

据管理人员回忆，当时的高级战犯被俘后，有的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把想自*者安置在里面。

当时在战犯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放军对俘虏中下级宽大，高级严；军人宽大，党政严；特务和有血债的*无赦。

沈醉恰恰是一个有血债的特务——虽然他在回忆录中尽量多说徐远举周养浩等人的罪行，但是笔者细数了一下沈醉回忆录中的记载，他亲自抓捕和在搏斗时*害的地下党就不止十个，他自己也在抓捕行动中挨了一枪，被地下党抱着跳楼，竹竿挑出了他一只眼球。

沈醉从小特务做起，一直做到最年轻的军统少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把戴笠伺候得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抓捕地下党的时候表现很凶悍。

越是凶悍的特务，被抓后越怯懦，沈醉记录了他和徐远举、周养浩从昆明被抓后转送到白公馆的时候有多害怕：“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数以千计的群众在囚禁我们的白公馆附近烈士陵墓祭扫时，爆发出的雷鸣般的口号声，吓得我们这三个血债满身的元凶首恶，都面色惨白，缩成一团，靠在地铺的墙上，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

沈醉和徐远举大哥别说二哥，管理人员的回忆可以作证，沈醉比徐远举也强不到哪儿去：“曾任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的沈醉，一直自信必死无疑，他每时每刻考虑的便是如何就死的问题。有一天，管理所为给犯人登记，叫他出去照相。但他误以为照完相，就会被拉出去枪毙，因而情绪失常，整日坐卧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