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何叔衡，他觉醒的契机，是不满于清朝政府那种封建体系，没有平等、民主可言的秩序，他要创造一个读书人可以“抬头做人”的时代。还有陈独秀，他凭着一腔孤勇去洒呼吁民众觉醒的传单，换来的只是囹圄之苦，还得靠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才得以脱身。于是，陈独秀从俄国革命中意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学理武装头脑，依靠布尔什维克的有力组织，才能真正变革现实。

在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颗热切又真诚的救国之心，他们从自己的亲身遭遇和过往经历中，从对现实的不满中，从单打独斗的自发式反抗中，慢慢找到了思想武器，找到了组织方式。他们将以无以伦比的精神感染力、道德凝聚力和信仰感召力，去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去彻底改变中国。这样，影片不仅从一种生活化的角度，使观众与人物产生直接联系和情绪共鸣，还成功地为多线并进的情节线索找到了提纲挈领的主线。影片不再是纪实性的历史再现，也不是视野受限的的微观聚焦，而是用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心境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突出了特殊年代里令人敬仰的“理想”与令人感动的情怀。

影片还通过高贵与卑贱的并置，刻画了时代真实和人性真实，增加了影片的观影愉悦，也思考了人生选择与人生理想等宏大命题。影片中的黄金荣，没有家国观念，没有民族气节，更不忧心中国的未来，他只关心自己如何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第一位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手下的两位密探，工作卖力，不辞辛劳，看起来也是一种兢兢业业的人生态度。但是，当工作目的不一样，当人生缺乏超拔的信仰引领，同样的努力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有云泥之别。

陈公博与周佛海虽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影片通过几个细节向观众暗示了，这两个人最终一定会与中国共产党渐行渐远，并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因为两人在上海期间，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满足于与妻子、情侣的风花雪月与物质享受。

因此，影片的创作目的并不限于艺术性地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还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向观众揭示了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不同人生志向，他们对于中国前途与个人命运关系的不同理解，并预示他们在革命低潮之际的人生选择。这样，“历史”在影片中就不是一尊凝固的时间雕塑，而是成为人物“未来”的预演与伏笔，并对“今天”产生深邃的启示和引领意义。

影片在视听语言的处理上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影片开头就是狱中陈独秀的眼睛特写。在这个特写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求索和困顿。他们被困在一个牢笼中，这个牢笼隐喻了黑暗压抑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影射了这些爱国志士寻求救国之路时的挣扎。

表现“五四运动”的场景时，影片将它与巴黎和会的现场进行平行剪辑。对“五四运动”大量使用大远景，用高光和浅色营造一种悲怆和壮烈。巴黎和会因为是内景，色调偏暗，用了大量不规则的构图，暗示那里的扭曲与黑白颠倒。通过这种平行剪辑，观众看到了“公理”和“正义”只是道貌岸然者的伪装和掩饰，中国的出路不可能来自西方列强的垂怜，而是潜藏在中国人充满血性的呐喊和怒吼之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由于都是内景，显得逼仄昏暗，但影片借助天台、窗户、灯光，透进了暖意和光明，开阔和澄静。尤其巡捕来搜查时，影片通过天井、楼梯、后门、胡同，交代了石库门建筑的特点，又在人物躲避追捕的过程中，融入了“别有洞天”“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等意绪，暗示人物在历经艰难磨砺后的豁然开朗，重获新生。

此外，影片也通过法国人在法租界公园的狂欢，年轻的少年刘仁静、邓恩铭、王尽美参观上海“大世界”，以及密探在酒吧、游艺场等地的盯梢与跟踪，两个法租界密探在公共租界被殴打，人力车夫的车牌进不去租界等细节，向观众展示了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以及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