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母见状，就暗中和杨月楼商议，让他仿照上海民间旧俗实行抢亲之举。可不曾想，韦阿宝的叔父在与在沪香山籍绅商等商议后，居然以拐盗罪将杨月楼公诉于官。

就在杨月楼和韦阿宝于新居行婚礼之日，县衙差役及巡捕抓捕了杨月楼和韦阿宝两人，并起获韦氏母女的衣物首饰共七箱（据传价值约有四千金）。

而在将韦阿宝带往县衙公堂的路上，据当时的《申报》记载：

“韦阿宝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

来到县衙大堂后，负责审理此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好也是广东香山籍人，所以他对杨、韦两人之事，是痛恶而重惩之。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叶廷眷当堂下令敲打杨月楼胫骨百五十下（*威棒）。

如此一来，就导致杨月楼受刑不过，惟有供认与韦阿宝私通，并行贿串通对方的乳母王氏拐走韦阿宝。

而韦阿宝则因为不仅没有自悔之语，反而坚称：“嫁鸡随鸡，决无异志”，被掌嘴二百下。

待行刑过后，韦阿宝的母亲主动投案，称自己和丈夫都同意女儿的婚事，证明两人确有婚约在先。

可是，叶廷眷却不准翻案，而是下令将杨月楼暂时收押，等待韦阿宝之父归家后再行判决。

只是，杨月楼作为当时最红的京剧艺人之一，他的案子一出，立刻就传遍了市面街衢，并引发了舆论轰动。当时，人们纷纷议论，杨月楼身为人人皆知的名伶，犯的竟是这样一个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

而伶人也就是戏子，在当时一向被视为下九流的贱民，案子中韦阿宝的父亲韦姓茶商，不仅属于良家并且还捐有官衔，是一个有一定身份、家资颇丰的商人。

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不仅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更是被人以拐盗罪公诉于官。哪怕他和韦阿宝的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但知县叶廷眷却以拐盗罪而对他予以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更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

在等到韦阿宝的父亲归来后，他选择支持县令叶廷眷重判此案。于是，韦阿宝因坚持嫁给杨月楼，所以她被发落到普育堂，结局令人惋惜（另有说法是她被判另择婚配）。

而帮助两人完婚的乳母王氏被判在县衙前枷号示众十日。韦阿宝的母亲，则受私通等谣言的影响，在羞愤中病故。

至于杨月楼，因“拐盗”被重判充军，后来案件送松江府复审时，被代审的南桥县令下令责打二百下，并逼迫其不得翻供（根据资料显示，对于杨月楼的判决，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也表示认可，并将此案上报到了刑部）。

再后来，恰逢同治十三年三月皇帝生日，皇宫内唱戏。慈禧因不满升平署安排的剧目，于是就和李莲英谈论到杨月楼。

等到光绪帝登基，下令大赦天下时，杨月楼被确定为“虽罪有应得，但可得援免之例”，于是将其杖八十之后释放。

前文我有提到过，“名伶杨月楼冤案”的案情虽无“奇”可言，但这件案子的主人公杨月楼是清末当红的京剧武生，所以他的案子在当时的民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关于“名伶杨月楼冤案”所引发的社会争论究竟有哪些了？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民间因此案而产生争论的人，可大致分为三派，即：重惩派、同情派和中立派。

三方的观点根据“良贱不婚”的封建礼法和《大清律例》，在当时的《申报》上均有记载。

其中重惩派认为杨月楼的行为，属于诱拐妇女，贪图钱财。就算韦阿宝的父亲不在上海，她的母亲也无权做主她的婚事。在韦父外出期间，作为家族男性代表的韦阿宝叔父，有责任代为料理。而对于杨月楼和韦阿宝所遭受到的酷刑，完全是他二人咎由自取，对两人的严惩，是拯救世风、力挽狂澜的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