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黄莉和汶川地震伤员一起出游

黄莉在废墟中被埋了94个小时，送往医院后被截掉了双腿和左臂

震后邓煜锐画了一个武警战士，称他救了妈妈

“那段伤痛是放在某个地方的。”

在汶川大地震重伤者黄莉看来，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是不可逆转的，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虽然这场灾难已经远去，但当下的黄莉却仍要学着如何与它带来的改变“共生”。十年来，时间没能改变任何结果，只是继续带给人们生活，那些他们想要的，或者是不想要的。唯一不会带来的，是原来的样子。黄莉用长达十年的时间活出了自己的“震后第二人生”，但她却始终不断地重复着：我是幸运的，我是幸运的。因为，还有人仍挣扎在震后的生活中，而有些人，甚至没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完整无缺

黄莉坐在轮椅上，腰间绑着一条黑色的安全带，将身体与轮椅固定牢靠。谈话空隙，她转向身旁办公桌上的电脑，用右手摸起鼠标，选定需要修改的文档位置，又用这只手敲打起键盘——十年间，这只右手成为了她身上最重要的“劳动力”。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黄莉失去了双腿、左臂，由于脊髓损伤，她还要与“高位截瘫”终身相伴。

地震当年，黄莉9岁的儿子邓煜锐曾不敢靠近病床上的她。黄莉问：“你怕妈妈吗？”他沉默，摇头。那是2008年6月22日，邓煜锐第一次见到“地震后的妈妈”。当时的黄莉也同样无法接受自己一辈子不能行走、大小便失禁的现实。

2008年5月16日，在都江堰倒塌的房屋中被埋94个小时之后，黄莉获救。救援人员说，当时黄莉被困在废墟底部一个狭小的三角形空间里，左手臂被死死地卡在坠落的预制板和墙壁之间，脑袋上扣着一个塑料盆，上面有掉落的瓷砖和砖头。

黄莉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抬出了废墟，紧急送往医院后，截掉了双腿和左臂。从成都到广州再到香港的医院，她经历十几次大手术。她在日记中写道：“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才知道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有多大”。不仅家园尽毁，死伤无数，还意味着她要与自己残破不堪的身体共处余生。

地震前，在妈妈张素芬眼中，黄莉是一个“特别能*人”。她当过医生、开过餐馆。在2008年5月12日以前，她正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生意很好的火锅店。在震后黄莉“失踪”的四天四夜里，张素芬一度以为自己永远失去了这个女儿。第一次去医院探望黄莉时，张素芬大步走到病床前，抱着她的头“啪”地亲了一下，看着黄莉的眼泪涌出来，她大声说道：“不许哭！要坚强！”

2008年9月25日，黄莉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回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地震伤员康复中心——一座独栋红砖楼，专门用于汶川地震伤员的康复。黄莉发现，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异样的世界：“每天吃过饭后，人们就把自己关到病房里，里面经常会传出这个在哭那个在嚎的声音”。深夜时，黄莉也会哭，她觉得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也拖累着年轻的丈夫。

“得找点事情做啊。”黄莉的丈夫邓泽宏想。他把广州志愿者给黄莉募捐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搬到康复中心一楼大厅的桌子上，插上网卡——每天给孩子们玩两个小时的电脑游戏，剩下的时间他就放歌，召集大人们“卡拉OK”。为此他还买了两个小音箱和一支话筒，并说服了医院允许他们的“自娱自乐”。

“一开始先在那里放歌，慢慢的一些年轻人就开始唱，后来就二十多个三十多个男男女女一起唱。”黄莉回忆。

伤员们一直不敢走出医院门，但邓泽宏觉得还是得“走出去”，他和黄莉便带着十多个人坐着轮椅去公园玩、去吃火锅。后来，他们在康复中心组织了一个“爱心手工坊”，和大家一起做十字绣和一些手工艺品，并拿去义卖。

2009年10月，结束治疗回到震区板房后，张素芬本想着让女儿当个图书管理员，女婿去做个电工，黄邓二人也曾考虑过开一个文具店或者是饭店，但最终他俩却一起创办了“都江堰市心启程残疾人爱心服务站（后简称‘心启程’）”，打算继续为地震以及非地震致残的人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很多人对她的做法感到不解：你自己都这样了，还想帮助别人？

“我以前也常跟邓哥抱怨：我都这样了，你还不迁就我？”但黄莉慢慢发现，她想要的并不是被迁就，也不是将就过活，而是找回一点还可以“让自己强大起来”的东西。

“与伤共舞”

2008年5月16日，在黄莉从都江堰地震废墟被救出的那一天，都江堰精神卫生院的医生袁前、向涛开始进入当地各大震后安置点开展“心理救援”。在他们看来，汶川地震后受灾群众心理状况最糟糕的时期并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和2010年。甚至在地震三五年后，仍有一些“心理余震”出现。

人们需要漫长的时间来面对地震带来的摧毁性改变。很多时候，他们会将这种改变视作自己的“敌人”。

和黄莉一样，何香兰和冯静同样在地震中造成了脊髓损伤。黄莉曾试图帮助她们接受现状、重新开始生活，但都“吃了闭门羹”。

在黄莉的印象中，何香兰在震后伤员康复中心住了七八年后，才最终同意出院。她始终认为自己的身体还能医得好，无法接受脊髓神经损伤不可逆的现实。冯静也从没放弃过自己被治愈的可能，十年间她去遍了全国各种宣称可以治疗“脊髓损伤”的医院，拒绝自己与“残疾人”有任何关联。

当人们面对这样的生死灾难，原先的生活目标和生命格局都发生了坍塌。黄莉并不愿把这种坍塌视为一种“破碎”，而是把它当成“受伤了”，“我受伤了，然后愈合，同时还得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

2008年震后，在广州医院治疗时，志愿者廖卉帮助她创建了一条“黄莉生命热线”，希望她和那些“坠入生活深渊”的人可以相互慰藉。

因为需要一手接电话，一手用笔做记录，失去左臂的黄莉愣在桌子旁不知该怎么办。身边的志愿者廖卉上前把电话塞到她的左肩膀和脖子之间，并示意她压紧。“原来我这‘左手’还可以这样用。”黄莉恍然大悟，像是“解锁”了一个新技能。

她称廖卉为“最疯狂的志愿者”，因为看上去，廖卉几乎忽略了她是一个残疾人，而是尽可能地让她自己去做点儿什么。黄莉的丈夫邓泽宏也不“让着”她，“不要总觉得你们不容易，其实做你们的亲人是最不容易的。”邓泽宏曾对发脾气的黄莉说。

这句话刺激到了黄莉，让她意识到，地震重创的不仅仅是她的身体，还有她的家庭。黄莉的儿子邓煜锐在她失踪、被救、截肢、治疗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甚至出现抑郁和暴力倾向。

“每一场大灾难都在考验着人们的内心。有些人可能有心理创伤，只是没有被人发现。也许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在逼近极限，未来的一个不大的砝码就可能让他撑不住。”都江堰第三人民医院（原都江堰精神卫生院）心理咨询师向涛说。他既是汶川地震的亲历者、心理救援者，也是受害者——他的孩子在震中遇难。

在震后第七年和第八年，向涛在门诊中还能遇到与汶川地震有关联的心理问题，例如有人会感到莫名的恐惧，也有人总是在担心着自己会不会就要死了？究其原因，都与这场大地震有关。

“我现在可能就像人们说的，是那种‘与伤共舞’的感觉吧。这个伤痛它好像成了我的朋友了，如果哪一天它不痛，我还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今天会这个样子？”黄莉说。

“你是一个人，不是神哦”

午饭后，躺在“心启程”办公室里午休的黄莉，几乎被“淹没”在那张只能坐下两人的暗紫色沙发里。相比之下，沙发背上一字排开的九本高矮不同的获奖证书，却比她要显眼得多。这些证书的红色封面上烫印着金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人”“四川好人”“成都市道德模范”……它们似乎正在安静地“加冕”着这位熟睡者。

在很长时间里，黄莉都乐于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别人。她会对打来热线的求助者说：虽然我现在只有一只手，我都可以活下去，有活着的理由和勇气，你也可以有的。我可以去战胜身体上的不方便和困难，你为什么不可以？

但现在，“榜样”黄莉犹豫了。这源于她的“挫败感”。她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发生像自己那样的转变。曾有一位“心启程”的帮扶对象——一名脊髓损伤者，在黄莉试图向她指出一些问题时，她反驳道：你凭什么说我？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

黄莉想起2010年，震后心理援助志愿者张炯理在康复中心里给她摆的“龙门阵”。那天，张炯理去看望黄莉时带了一份报纸，并给她看了其中的一条新闻——湖南娄底的残疾人来到汶川地震灾区做心理援助志愿者，但却遭遇究竟是先顾己还是先助人的两难处境。黄莉记得张炯理当时给她的暗示：黄姐，你一定要记住，你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不是神哦。不是什么问题你都能解决的，做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就好。

“德不配位是要出事的。”邓泽宏说。当他和黄莉创办的公益组织“心启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受到名利诱惑时，邓泽宏学会了“打压”他身边的这个“道德模范”。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残疾人，之所以有人关注你，给你这些荣耀，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帮助别人的事。等哪天我们在家养老，肯定没人来关注你，你就是个普通人。”邓泽宏站在黄莉的轮椅旁边一板一眼地说。黄莉点头听着，邓泽宏话音落下，她笑嘻嘻地说：“对！好的哦。”

有时两人在家中吵架，邓泽宏也会加上一句：“你不要以为你是‘道德模范’就怎么样了！”黄莉回他：“可我没这么想，我就是你的老婆呀，我就是要在你面前猖狂一下！”回忆起这些，黄莉大笑起来：“其实做这个公益组织我们也遭受了很多质疑和不解，我们两个就经常在这种相互‘打压’和讨论中相互治愈。”

曾经有人质疑黄莉和邓泽宏创办“心启程”的动机，说他们想挣钱，想出名。甚至有人传言，黄邓二人私用了机构里很多钱。在都江堰召开的一个大会上，黄莉明确表态说：“我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回报这个社会。地震时国家在我身上花了有三四百万来给我治病，而且还有那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给了我那么多的帮助。”

现在，在“心启程”日间照料中心，有10个“特殊”孩子正在接受“个别化教育”。一些小龄的患有唐氏综合征、智力障碍、发育迟缓、猫叫综合征等疾病的孩子，会在这里接受早期干预和特殊教育。而大龄的患有脑瘫、精神障碍、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则在这里进行职业重建、回归生活的帮助。

黄莉经常收到一些建议，希望“心启程”可以“做出亮点”“做大做强”。但她不这样认为。在她看来，残疾人需要的帮助本来就是多方面的，“心启程”的服务一直在跟着周围残疾人的需求走。

十年一梦

下午6点15分，位于都江堰高桥路88号的“心启程”熄灯了。邓泽宏推着黄莉走到门口，自己却又折回去。很快，他提着一个橘色双层饭盒走出来。饭盒里装着土豆丝，是当天中午食堂剩下的午饭。

“晚上回去再做一个菜，儿子在家。”邓泽宏说。他向下掀开停在路边的无障碍电瓶车的侧门，让它与地面连成一个小斜坡，然后把坐在轮椅上的黄莉推上了车。由于电瓶车车身将近6米长，邓泽宏调了几次方向，才终于载着黄莉开进了都江堰傍晚热闹的街市。

“我有一个房子，一张床，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这个家虽然不富有，但是很温馨，一家人每天还要在一起‘很二’的开玩笑，相互数落。”这是邓泽宏正在开往的那个家。

汶川地震发生前，邓泽宏觉得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奔上了小康”。他们在都江堰有自己的房子，在阿坝州黑水县县城开着一家火锅店——在邓泽宏看来，它可以算得上当地最有名气的火锅店。

他们那时满心想的是多挣钱，给儿子存一笔钱，买房、买车，然后让他风风光光地结婚——“人家花10万我就要花20万，不能输给别人”。

但地震的一瞬间，一切都烟消云散。邓泽宏记得，当时陪黄莉去广州医院做手术时，自己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也没有手机，就穿了一个背心、一条中裤、一双拖鞋，黄莉的身上盖着一条床单。

他发觉这十年来自己想明白了一些事，比如说，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带不走，但可以留下很多东西，“留下你的思想、你的美丽，但也可以遗臭万年”。他不打算给儿子买房子了，而是想让他自己去奋斗。他觉得给孩子留下财富，不如留下“好的人生观”更有用。

邓泽宏低速开着无障碍电瓶车行驶在都江堰震后兴建的街区里。这辆看上去很像观光车的无障碍电瓶车，是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老总出资、邓泽宏自己设计的。四年前，这位老总“卧底”到“心启程”做了三天志愿者。黄莉记得，他临走时说：真没想到这里的残疾人群体可以这么快乐。而那时，她和邓泽宏都没认出他是谁。

震后第九年的时候，黄莉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她看了之后大哭了一场。邮件的发出者是2008年在汶川地震中参与心理救援的志愿者张炯理。

从2008年至今，张炯理几乎见证了黄莉一家人在地震后的种种变化。他也意外地将一场震后“心理救援”持续了十年。在张炯理看来，到现在，他已经分不清究竟是谁在帮谁了，好像大家有一部分的命运是在一起的。

这封邮件的内容是张炯理2008年的震后心理救援工作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为黄莉的儿子邓煜锐做震后心理干预的过程。张炯理觉得，这时的黄莉已经可以接受这些“被封存九年”的记录了：

5月29日中午，邓煜锐对我们很不欢迎。不允许婆婆（张素芬）提她妈妈，特别是对生人提起。

5月29日下午6点，我正在援助站写一点东西，邓煜锐过来了。我让他坐下，简单聊了一会儿，他说要画画。我把我的笔记本和圆珠笔给他，他便画起来了。过了10分钟，他把画给我了，是一个武警战士。帽子歪戴着，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束鲜花，裤子上沾满泥巴，双眼挂泪。

我问他：这个人是谁啊？

他说：是个武警战士。

我说：他做了什么？

他说：他救了我妈妈。

触及内在核心，他语速缓慢，有时沉默一会儿。他说，他从不在婆婆面前哭。我问，是怕婆婆难过吗？他说是。紧接着说了一句：不要往下再说了。

5月30日中午，我到了他的板房里。婆婆出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在。他低声告诉我，妈妈是为了他才活下来的。因为怕婆婆担心，所以不哭，但夜里会哭，做噩梦，好几次都梦见妈妈死了。

5月31日晚上，天已经黑了，整个安置点静得有点可怕。我们聊着。我紧握他的手，问他最害怕什么？

“鬼。”

“鬼是什么？”

“幽灵。”

我关掉灯，让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回想灾难发生的情景。因为我在身边，有安全感，所以他愿意讲：当时我们正在上思想品德课，忽然看到电视晃动，同学中间有人喊“地震了”。老师让大家赶快跑，她是最后一个出去的。我跑的时候被讲台绊倒了，受了点轻伤。大家逃到操场去，学校总共1000多人，地方小，大孩子背着小孩子，然后老师跟家长联系，有一二百个家长联系不到，其中就有我。回到家后，和婆婆在一起，总在想，妈妈现在在哪里啊？妈妈怎么样了？五天后接到记者电话，说在四川医院，妈妈下半身已经截肢。妈妈坚持了94个小时，妈妈告诉我，她一直听到我在喊她，是我支撑着妈妈活下来。

在谈到母亲和自己分离的几天的时候，他哭了，我的手握着他的手，感觉着他的颤抖。

……

“我都不知道，原来他经历了这么多……”黄莉说，“所以，现在当很多人说我儿子‘好阳光哦’，我就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黄莉正在都江堰市奎光路西下中街18号的家中午睡。

她很庆幸，自己还能看见这道温暖的“阳光”。

（文中何香兰、冯静为化名）

（计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