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人说到“官”和“吏”，大都认为他们是一回事——如果有所区别，顶多也就是官职大小的不同。然而，事实上，在古代这两者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从他们之间的区别中，我们还可以隐隐窥探出古代官吏制度的精妙之处和现代官僚制度的萌芽。

“官”与“吏”的区分，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官就是官，吏就是吏。二者有着明显的分别。

从身份上讲，“官”在官僚体系中是上等人，是奴役人民，为比他更大的“官”服务的；而“吏”在官僚体系中则是下等人，是为同级别或更高层阶中的“官”服务的。

“吏”虽然在官府体系里承担着执法行政工作，却仍然是百姓，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吏”相对于“官”而言是切切实实的下等人。“吏”的身份，在元杂剧中角色的相互称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平民百姓们遇事相求时，习惯上尊称外郎、孔目们为“外郎哥哥”，“孔目哥哥”，按例不跪；而进了衙门遇到“官”，必须尊称“大人”、“老爷”，必须下跪。

“吏”见“官”时，虽然不必每次下跪，但“官”是可以责令“吏”跪下讲话的；自然，书吏之间一般以兄弟相称，却断断不可称县令为兄弟。虽然同样在衙门里办事，但“官”与“吏”之间实际上等同于官和民的关系。“官”之所以为“官”，在于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运，包括“吏”的命运。“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头、文书先生、账簿先生、师爷等等，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的处理结果。如果套用今天的公务员管理模式，“官”相当于今天的政务员，“吏”相当于现在的事务员。

从工作性质上讲，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治理辖区，所谓“一朝把权握，便将令来行”。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官”服务，所谓“学成文武术，售与帝王家”。如果我们不嫌牵强的话，也可以说：“官”是政治家，他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而“吏”则是技术专家，要做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术经验将上司的计划一步步实施，并取得最佳效果。

从“官”与“吏”的进阶归宿上讲，简单地说就是“官”流“吏”不流。“官”是三年一任，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而“吏”则不然，用清人阮葵生的话说“吏则土著世守”(《茶余客话·论吏道》)。“官”是外来的，“吏”是本地的，“官”板凳没坐热即去，而“吏”扎根在此，甚至可以老子做完儿子做。这种不同的进阶与归宿，其优点在于：“官”是流动的，不可能在一个

地方形成相对独立的权力体系，进而鱼肉百姓；而“吏”虽然是当地的，但因不是权力中枢，没有决策权，可以有效防止其贪污腐败。同时“吏”因更熟悉地方风俗人情，也便于政策的贯彻执行。所以，就是从现代的治理体系管理角度讲，也有科学合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