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写名篇《马说》。
《马说》虽仅仅151 字，借马喻人，托物言志，却流传一千多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道出古今多少人的辛酸、无奈和感慨。
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韩愈二十五岁考中进士。这时，他的古文已写得相当好，名声布于天下。按唐朝规定，进士考试是礼部主持的。考中进士不立即授官，只有再经过吏部考试，考中的方可授官。
三年间，韩愈参加了三次吏部考试，屡屡受挫，一再落第，抱负不能施展而积郁于心。
在唐朝，仕途除了参加科举考试外，还可以给当朝大臣写文章，自荐才能。如果恰好被大臣赏识，也可以一跃龙门。为此，韩愈曾三次上书宰相，就治国安邦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均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他为此自述“发秃齿豁，不见知己”。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二十七岁的韩愈在无奈且郁郁不得志下，只好离开长安，前往东都洛阳。
虽然出仕不利，但韩愈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汴州（今河南开封）相继投入宣抚军节度副大使董晋处、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处任幕僚，然依旧没有得到重用。在自己的人生遭遇下，愤懑不已的韩愈写下了千古名篇《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shi）或尽粟（sù）一石(dàn)。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
《马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这种人才被埋没的苦闷引起了后世的共鸣。
韩愈的一生只有五十七岁，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虽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虽与柳宗元并称“韩柳”，虽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虽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但历经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代皇帝，个人生活与官场生活都很不顺利。
韩愈三岁时父母去世，家境贫寒，由嫂嫂抚养成人。他的求学与仕进都全靠发奋苦读、艰苦奋斗。尽管二十五岁时就高中进士，但直到二十九岁才实际授官任职。
韩愈为人，情谊深厚，直率重义，不耻下交，尊重同行。他与孟郊、贾岛等人都有着深厚的友谊。孟、贾等身处贫贱，胸怀实才的人，之能成为名重当世，且昭后代的出色诗人，是与韩愈对他们的鼓励与拔识分不开的。
终于在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三十三岁韩愈通过吏部铨选，一年后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再一年后，晋升为监察御史。
看似一片光明的仕途却因为韩愈的直言进谏而屡遭贬黜。
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从监察御史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从贞元十九年（803年）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十年间，韩愈屡次遭贬斥，于是创作《进学解 》自喻。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官场上的起起伏伏，并没有改变韩愈的性格。在以后的任途上，他几次因直言进谏而遭到贬黜。曾上书德宗，批评宫市，疏请轻徭减赋，被贬。后又因写裴度平淮西碑和谏阻迎取佛骨入宫，触怒宪宗，险些被*头，经人疏救，才改死刑为降职、充军、贬为潮州刺史。直到穆宗即位，才奉召回京。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自古至今，识人与用人就是一个热门话题。
历史上关于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有春秋时期百里奚遇秦穆公、公叔敖逢楚庄王；战国时期范雎遇秦昭襄王、赵惠文王发现赵奢，这些都是伯乐发现千里马，千里马为伯乐建功立业。
史*载，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是春秋时期的孙阳，由于他对马很有研究, 人们干脆就叫他伯乐。
在《战国策▪楚策》中，有一天，一个叫汗明的贤能人士来见春申君，给他讲述一则《伯乐遇千里马》的寓言故事：
春秋时期，有一匹千里马已经长到了可以骑乘的年龄，主人却让它拉着装载食盐的重车往太行山上走。千里马四蹄伸直，膝盖弯曲，尾巴下垂着，皮肤也溃烂了，口吐白沫，汗水淋漓，到了半山坡上，它使劲挣扎着，但因为负担着沉重的车辕，怎么也拉不上去。
这时，相马专家伯乐坐车从这里经过，看到这种情景，赶忙跳下车来，攀扶着千里马痛哭起来，并脱下自己的粗麻布衣服盖在千里马身上。
伯乐为什么哭呢？千里马能日行千里，致远是它的特性，而负重是牛的特性。用千里马拉盐车，怎能发挥它的长处呢？看到这种用马不当的情形，伯乐怎能不伤心呢？！千里马于是低头长长喷了一口气，又抬起头来高声嘶鸣，嘶鸣声直冲云霄，好像金石敲击的声音那么铿锵、洪亮。它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知己！
汗明用这样一个寓言向春申君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当政者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不仅要善于发现人才和赏识人才，还要有伯乐爱护千里马那样的特殊的感情。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又岂止韩愈一人。
“诗鬼”李贺，只活了26岁，际遇坎坷，常受排斥，终身做过的官不过是几年的九品小官奉礼郎。
陈子昂因与武则天存在分歧，被冷落，41岁被县令段简害死在狱中，留下了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仙”李白，一生颠沛流离，虽然曾经供奉翰林，但只能给乐师填词。被小人告状后被唐玄宗辞退，寄身永王李璘幕府，试图建功立业，后李璘兵败，李白受牵连，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才得以放还，才有了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慨。
而岳阳楼上沉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拉弓长叹“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苏轼；对镜唏嘘“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陆游，谁不是都有相同的遭遇，谁不是空有满腹才华、一腔热血，然而壮志难酬。
如此之世道，叫人无奈啊！
从汉“九品中正制”带来的魏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到唐宋明清“科举制度”，直到今日职场，用人精当，事业腾达；用人失察，诸事皆毁，正所谓“成也在人，败也在人”。 韩愈的《马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名篇，就是因为文中所借喻的识人与用人之说引起了千古众人共鸣才被广泛传阅。
时至今日，伯乐与千里马孰先孰后仍有争论。余认为：不能寄希望于伯乐，伯乐是靠不住的，因为有伯乐之职的人不见得有伯乐之识。即使有伯乐之识，谁能保证他们评定千里马不计亲疏？！千里马靠谁？或许只能靠自己。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突遭逮捕，罪名是“谤讪朝廷”，罪证是搜罗到一束诗文， 史称“乌台诗案”。苏东坡在狱中遭受诟辱折磨，后幸经亲故营救出狱，以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在黄州的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友人的帮助下，买了一块废弃地，除草开荒，掘井筑室，躬耕其中。此时，他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审视自己得失波动、世路巉岩的一生。
在此期间，苏东坡写下了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首《定风波》，写出了苏东坡知天乐命、傲视风雨磨难的积极人生态度。苏轼虽然才高一世、名满朝野，却在一生之中屡遭毁谤、磨难和打击，他既不见容于王安石，又不得志于司马光，夹在新旧两派之中，一生升沉不定，备受打击和折磨。
为此，苏轼也曾苦闷、郁愤、孤独、彷徨。
人的一生，不论他处于什么朝代，都难免会遭受风雨、不幸和打击。世上的事情往往这样：成果未得，苦果先尝；壮志难酬，失败常遭。正所谓“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是什么使他在苦闷中得以解脱、安然若素？是什么使他身处逆境而不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是什么使他洁身自好、忧乐两忘？
苏东坡《定风波》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健全的人格，豁达的胸襟，独特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