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

唐. 韩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马说》写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年—800年）之间。当时韩愈初登仕途，不得志。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但结果是“待命”40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尽管如此，韩愈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终未被采纳。后来又相继依附于一些节度使幕下，再加上朝中奸佞当权，政治黑暗，才能之士不受重视，郁郁不得志。

《马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篇借物寓意的杂文，属论说文体，原为韩愈所作《韩愈文选》中《杂说》的第四篇，“马说”这个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公元795—800）。“说”是“谈谈”的意思，是古代一种议论文体裁。这篇文章以马为喻，谈的是人才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不重视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此文用托物寓意的写法和层层深入的结构方式。先从正面提出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说明伯乐对千里马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从千里马和伯乐的依赖关系出发，说明千里马被埋没是不可避免的。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摧残人才、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慨的发泄。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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