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约定俗成，现代人们说到班禅达赖，还是习惯性称为“活佛”。

而活佛的转世，简单说来就是活佛逝世并不代表精神的消灭，他的灵魂会重生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因此每有前任活佛圆寂，随后以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就会开始工作，根据宗教仪轨、占卜预兆、遗物指向等种种繁杂严格的程序，去寻找灵魂所附的下一个人。

由于继任者的出生日期被严格限定，这个人被找到时通常年龄不大，通过认定后，他会被称为“转世灵童”。

接下来接受法名、剃度入寺、再经历必要的培养，数年后举行“坐床礼”，他才会被认定为前任活佛的继任者，也就是现任活佛。

13世纪时，元朝扶持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在西藏地区建立了世俗贵族和高级僧侣联合的行政管辖制度。

这一事实对当时同样实力雄厚的噶举派造成了相当的刺激，因为噶举派按规定是不得婚娶的，教派领袖噶玛拔希一旦不在了，教派实力的分崩离析导致实力变弱可说是板上钉钉的事。

于是最后，该教派便是采用了“化身转世”的形式，顺利解决了权力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隐忧。

这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个确认幼童为前辈转世的先例。

到了明代，随着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受封为大宝法王，噶举派的势力达到一个高峰。

其他同样为了继任者问题伤透脑筋的教派争着学习噶举派的“先进经验”，活佛转世由此蔚然成风。

在此后几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出于争夺话语权、掌控灵童等目的，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仪轨越来越复杂而周密。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为确保其影响力也加入了规则制定，最终形成了集大成者的“金瓶掣签”制度。

由此不难看出，藏传佛教兴盛的地区实际存在着很多位活佛。

他们分属于不同教派，沿袭大同小异的“活佛转世”制度，以传续自己的教派世系。

“活佛”身为教派领袖以及寺庙首领，通常都具有宗教界内颇高的地位，文化水平和威望也很服众。

新中国建立之初，后成为著名藏学家、并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的王尧教授，进入藏区后就去找了贡噶本寺的贡噶活佛，请他指点关于藏区文化的学习方略。

贡噶活佛直接把王尧和他的同事们接入寺庙，让他们通过寺庙生活逐步接触藏区文化风俗，并亲自为他们选择书籍、安排“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