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通过在贡嘎寺打下的良好基础，王尧一行入藏之后很快就开展了有效工作。

等到达赖和班禅率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时，他还有幸亲历了*与藏区代表团共度藏历木羊新年的历史场景。

既然直到新中国时期，藏区都还有多位“活佛”，为什么在一般人认知当中，唯独达赖班禅的名气特别高呢？

这与格鲁派自明清直到近现代声势壮大、历史地位重要有着直接关系；达赖与班禅，正是格鲁派最为重要的两大转世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格鲁派虽然形成较晚（于1409年由宗喀巴大师创立），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宗喀巴被视为卓有成就的佛学家、哲学家、宗教改革家，藏传佛教史上对他有“第二佛陀”的尊称。

格鲁派在藏语中有“善规者”的含义，对应“僧侣应严持戒律”的主张，宗喀巴还倡导学经应遵循次第。

到明朝中后期，格鲁派在西藏地区已经具有相当影响力，明朝册封的“三大法王”之中，就包括宗喀巴的弟子释迦益西。

据典籍记载，宗喀巴大师共收过八名弟子，除了受封“大慈法王”的释迦益西，另一弟子克珠杰后受追封为“一世班禅”，根敦朱巴则受追封为“一世达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世班禅和一世达赖之间存在同出一门的师兄弟关系；但在他们本人生活的年月之中，他们并没有“同为活佛”的自觉。

不但如此，他们各自的转世继任者、二世和三世之间，由于年纪相差几十岁、又分别在不同寺庙担任“赤巴”（即寺庙主持），因此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交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在于“达赖”也好、“班禅”也好，都存在尊号追封的情况。

“达赖”的藏文含义为“智慧如大海的上师”，最初由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赠与应邀前来讲经说法的索南加措（即三世达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