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我（左一）和妹妹的合影。

1998年，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先是在一个暴雨天，突然轰咚一声，我们家土瓦房的一面墙给塌了。当时家里收入全靠粮食，价钱卖得特别贱，还得交农业税，一年到头根本攒不下几个钱。买材料盖新房大概要花一万多，我爸把周围能借钱的亲戚都借了个遍，才保住了一家人住的地方。

到了冬天，我妈的脉管炎又严重了。她的手变得冰冷煞白，没有一丝血色。她躺在火炕上，本想把手指垫在背后暖和暖和，结果有一个手指头慢慢变成了紫色，像是被橡皮筋绑了很久造成淤血的感觉。那天晚上我妈疼得睡不着觉，我和妹妹只能轮流给她按摩。

后来实在撑不住了，我们才去的县医院，当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没出台，农民看病需要全额自费，为此我们家又欠了一笔债。母亲治疗一段时间后没有好转，医生说可能要截肢，她得知后特别绝望，一听到窗外有乌鸦叫就开始念叨：“肯定是来接我了，我要到寿命了。”

母亲的手，因为脉管炎有一个手指头已经逐渐坏死。

那时候我正要升初中，爸妈很希望我继续学业，但家里已经到了砸锅卖铁也凑不出100块书本费的地步。我妈见家里这步田地，强行要求出院，说死也要死在家里。她把我叫到跟前，说如果自己真死了，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让我上完学。

听我妈这么说，我反倒释怀了，我也知道家人都已经尽力，没钱不能怪他们。我只是对命运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觉得这辈子都无法实现当老师的梦想了，这世上哪有小学学历的老师呢？找不到出路，人生灰暗，路过村头水库的时候我甚至想要不跳进去算了。可我家当时那个处境，自*这个念头都显得太过奢侈。

我妈丧失劳动力，妹妹年纪尚小，辍学的我自然要帮我爸分担更多家务。上山刨地，一锹一锹挖到天黑。换作以前我肯定怕得要死，山上除了虫蛇，还有一堆一堆的土坟。那阵子我整个人好像麻木了，没有痛感，没有恐惧，大脑一片空白，只有四肢在机械地运动。村里人见了我都很震惊，觉得我跟换了个人似的。

辍学之后，我在家里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年，期间我们村去韩国打工的一个朝鲜族哥哥来串门，顺道给我妈介绍了一位老中医，医生开了几包药，外敷内服一段时间，竟然真的有效果。眼看病情好转了，我妈和我爸也不愿我再留在家里帮忙。干农活只有春夏两季，其余时间我都无所事事。于是在2000年，15岁的我踏上了出门打工的路。

小学毕业照，后排右数第三个是我。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镇上的火锅店做服务员，洗碗、洗菜、上菜，每个月工资180块钱，但我只干了不到三个月，老板就把我辞了，理由是“没眼力见儿”。没多久我又去了县城的一家自助火锅烧烤店，那里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晚上等客人离开收拾完卫生，我们就把几张椅子拼起来，铺上褥子和被子睡，早上天亮了，鞋往脚上一蹬又开始工作。

东北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海鲜还得用冷水洗，我的手背都肿成了馒头，手指头也开始溃烂。我打电话跟家里说冻伤了想回家，我妈让我再等两个月，到过年再走。后来她上县城置办年货顺道看我，等我两只手从橡皮手套里露出来之后，她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让我立马辞职回家。

出去打工第一年，回家过春节的合影，最右边的是我。

我在家待了两个月，每天按照偏方用樱桃泡的白酒抹手，伤好之后又出来打工。那是一家 24 小时营业的粥铺，我一个人连上过72 小时的班，没客人的时候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客人一来马上起来忙活，头昏脑涨地支撑着。有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突然开始流鼻血，赶紧拿纸巾去堵。平时我们给客人用的纸巾都叠好放在像一箱方便面箱那么大的纸壳子里，我把里面的纸巾都用完了，血还没止住，只能仰着头让血倒流进嘴里再吐出来。

老板看到之后吓坏了，说要带我去看医生。我坚决不去，心里想的是：你出钱我就去，你不出钱搞不好我一个月的工资都得搭上！最后到底还是没去。我辞职离开这家店的时候，老板还拖欠了我两个月工资没给。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想讨薪也讨不回来，只能自认倒霉。

接着我去了一家稍微有点档次的大店，底薪500加提成。还没做满试用期，一个远房亲戚来找我，说他和别人合伙开了个歌舞厅，让我去吧台记账，做些库房管理的工作。我想一直做服务员也不长久，就辞职去了。虽然毫无经验，可我上手很快，点货对账几乎从未出错，感觉比做服务员有意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