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在日本丈夫家养胎。

整整两个月时间，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看电视不能调台，否则他家80多岁的老奶奶会生气。吃得也特别不习惯，除了辣白菜几乎找不到一个下饭的。等到丈夫毕业回来，我好像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大老远望见他的身影，我忍不住朝他狂奔过去，一抱住他眼泪就流了出来。

不到一个月，我的子宫颈缩短变得更严重了，去孕检的时候直接被医生扣下来，用轮椅推进了住院病房。接下来那整个月，我每天都在扎针，针头要在皮肤里埋48小时以上，针口红肿了再换个地方重新埋。丈夫偶尔来看我，不但体会不到我的痛苦，还总说想跟我换，因为我一天到晚躺着，他却要打起精神工作。

好不容易生完宝宝，我逛母婴论坛看到很多人对日本产品感兴趣，刚好那时候医院有人推销奶粉，价格还挺优惠，我就动了代购的心思，让丈夫出钱买奶粉。他说等你出院工作了，记得把奶粉钱还我。当时我正抱着孩子喂奶，听到这话眼泪噼里啪啦地掉到孩子脸上。一想到他平时也经常嘲笑我是“吃钱的虫子”，我就觉得这日子过得太憋屈了，下决心要带孩子回国。

那阵子天天扎针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

出院后的一个晚上，丈夫喝醉了，当着客人的面对我大吼大叫，他爸还拍拍他的肩膀说干得好。第二天我抱着孩子去了市政府，向他们咨询国际婚姻的离婚事宜。工作人员看到孩子这么小，问我是不是遭遇家庭暴力，我说没有，工作人员又问有没有遭遇语言暴力，我一听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下来了，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关心我的真实感受。

2011年3月7号，离完婚的我坐飞机回国，走之前本来想再看女儿一眼，但他们骗我说宝宝在福岛姥姥家。四天后，福岛大地震，我看到新闻直接瘫软在地，狂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们家，我几乎要崩溃了，整个人进入一种灵魂出窍的状态。即便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也仍旧抹不掉这件事对我的伤害。

大女儿的抚养权归前夫，我如今每个月可以探视一次。

回国后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在老家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浑浑噩噩，对生活丧失热情。后来爸妈说这样下去不行，你必须出去工作。2011年9月，妈妈陪我回到上海，我重新做起了日本人的中文老师。一年后，带着对女儿的牵挂，我决心重返日本。

然而等了八个月后，我的长期签证没有批下来，我又不想假结婚，只好辞职出来创业，凑500万日元办了经营管理签证。有了法人身份，就得有业务有流水，我白天参加各种聚会，发名片推销自己，晚上在网络上发表日语文章，看到我日语表达很出色，陆续开始有人介绍一些翻译的活给我。

不久后，我通过好友介绍得到了一次跟客户去马来西亚出差的机会。他们找我的时候，没有确定翻译的范围和属性，我去了之后做了很多线上聊天群即时翻译、合同文件翻译、会议商谈口译等等工作。完全不知道还要做同声传译，就是台上的人不停地说，我紧追着不停地翻译，一点盹儿都不能打的那种。

等我到了现场，他们交给我一个麦克风，上面的人说什么，就让我在下面同时说，现场极其嘈杂，音箱震耳欲聋，我只能捂着麦克大声吼，一个人翻译了八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我脑子都宕机了，走路也没有力气，恨不得拎着鞋立马爬回酒店，客户说要带我一起去吃龙虾大餐，我说请饶了我，让我休息吧。

那一场翻译其实我很不满意，第一次做同传有很多地方没跟上，没想到客户反馈特别好，他说之前那些日本员工从来没有听懂过老板的演讲，马来西亚老板的口音很重，以前请的翻译都不能同时进行，人家在上面讲八个小时，翻译只能浓缩一下中心思想。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因为我了解到老板的生平经历和为人处世，从而加深了对公司的信任，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从2014年起，我的翻译工作逐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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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只有开始了才有修正进步的机会。之后我在这个客户手里接过很多场同声传译，为了提高速度，我平时会挑一些语速特别快的日语视频做练习。速度和反应上来以后，词汇量就是决定翻译准确度的关键所在，所以我平时会坚持大量阅读，不断积累。

后来的几年，我又通过客户介绍、网上接单等方法接到了一些现场口译的工作。在给加多宝入驻日本的新闻发布会做翻译的时候，我有幸和日本艺人小松拓也搭档，后来又在他的引荐下，得到了为东京电影节做双语主持的机会。这场电影节有很多中国影片来参展，也有很多中国明星和电影人来参加，相比会说中文的日本翻译，主办方更愿意找我这种会日语的中国翻译。

这是我做了最多准备工作的现场，因为日语中的很多敬语直接翻译成中文会有点奇怪，我花了挺多心思寻找恰当又不失礼的说法。比如“让我们掌声有请某某”，就比直译成“请鼓掌”要自然得多。正式主持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临场发挥的部分还会抖几个小机灵，在场的很多明星都被我逗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