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水那人
作者：叶广荃

1969年2月2日，那年我十六岁。天气也像人的心情一样，阴沉沉的，我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带着对家、对母亲的依恋和牵挂，走得匆忙而无奈。

黄土高原上的那场雪真是大，放眼望去，天地一片混沌，银装素裹的高原蜿蜒起伏，夹着一道道的沟壑，旷野静寂无声。一辆辆车轮子上缠着防滑铁链子的大卡车，满载着北京下乡知青在白雪覆盖的盘山道上，向着陕北高原的深处驶去。

记得是中午才到县城，延长县城一面背山，延河沿公路顺势穿过城里继续向东。下车的地方是个平整的小广场，广场上人、车、驴熙熙攘攘，各村来接知青的老乡早已等候多时了。人是灰头土脸的人，车是木质架子车，驴是个头儿不大的灰驴和黑驴，时不时还龇牙咧嘴地叫唤几声。我和同学们跺着冻麻了的双脚，等着村里的老乡来认领。

“后段家河的，谁们是分在后段家河的？”一个中年汉子用带着浓重鼻音的陕北话大声招呼着，凡被他点了名的都围到了他身边。五个男生、六个女生，共十一个人。只见那汉子穿着一身蓝黑色自家染的粗布棉袄棉裤，腰间扎着一根绳子，头上扎着一块已经洗不出本色的毛巾，个子不高，瘦小精干。“我是后段家河的队长段京玉，把你们分到我那哒咧，咱就相跟上紧忙走，还有五十里路哩，赶天黑前要翻过山才成。”

在段队长的招呼下，我们上路了，要走五十里山路才能到村里，况且是盖满积雪的山路。出了县城向东，走了一段慢坡后，转过一个弯儿就开始上山，路又陡又滑，我们女生互相拉着、拽着、搀扶着，一步一滑地、艰难地走着，虽然只是背着随身的书包，不一会儿就走得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由于是山路，连架子车都不能用，行李、箱子全是靠驴驮和老乡们肩担、背扛，路上听说我们刘家河公社的一个女生居然带了一架钢琴，八个老乡愣是从县里翻山越岭地往村里抬。

没人说话，只听见自己踩在雪路上发出的咯咯吱吱的响声，我越走心里越担忧、沮丧，越走心里越凉，光进一次县城就这么难，今后还回得了北京吗？

到陕北第一宿的热炕睡得我们像翻烙饼，不过真是解乏。早上起来女生小刘神秘地说：“你们猜我做了一个什么梦——铁箅蒸笼！”

没多久，就过春节。段队长怕我们想家，知道我们也不会做饭，就把知青分在了老乡家里过年，而且还一再说，这是任务。谁能料想到过这个年却是老乡家“最后的辉煌”，陕北去年遭了灾，等待他们的是饥荒，他们把一年中最好的吃食留到了过年，而且还无私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陕北的老乡真是好啊。

很快，我们就知道了队里的一个工只值一毛多，也就是说一个工分才一分多钱。男生一天定八分，女生一天定六分，女生一天也就勉强挣到一毛钱，闹不好到年底工分总数不够还得倒交粮食钱。切实感到了生存的艰难与不易，陕北真是穷啊。

没多久，我们就不是刚来时吃当地的酸团子（玉米面发糕，不放碱）难以下咽的学生了，而是成了一群见什么都吃的饿狼，比起老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初到陕北的几个月吃商品粮，每人每月三十几斤毛粮，最后实在不够好像上面给涨到四十斤。每个月一到月底的几天是最难熬的，记得有一次只搜刮出来一些豆子，于是就煮豆子吃，闹得全都不消化，胃疼、拉肚子。而一旦把粮买回来，则就像过节一般，先过过嘴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