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页正在说着什么，突然停了下来，抬头注视着窑顶，半天不动，最后说是顶上有条缝哩。确实是有条细细的缝儿，就在靠着窗户的窑顶上，那是我和王蕴环睡的位置，每天我们躺在炕上，睁眼看着窑顶，竟没发现。怀页拿了一把铁锨，站在了炕上，招呼我们全躲开些。他小心地用铁锨试探着那条缝隙，我们远远地看着，并没觉着怎样。突然，随着一声巨响，烟尘四起，一大块土坷垃直砸了下来，只见怀页本能地顺身一闪，躲到一旁。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大伙半天没反应过来，我和王蕴环脸色煞白地愣在那儿，我俩睡觉的地方被砸成了一个大坑，炕塌了。躲过了一劫。陕北的土质和别处不一样，凡是能挖窑的地方，那土就硬得和石头一般，说是土坷垃，其实它就是一块大石头。而现如今我们住的那孔窑反而没塌，只是窑顶上那个大大的缺口依然还是当年的样子。
两年后，我们住上了新箍的石窑。
2004年，我回了趟陕北的后段家河。
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我竟没回过一次陕北。是没时间、工作太忙？是不想，还是恨那块荒芜了我们青春的黄土地？是害怕，怕触景生情、怕回忆起那段落魄的日子？说不清楚。我曾跟人讲，一辈子做梦总是梦见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东城的四合院，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另一个地方就是陕北的后段家河。这个陕北高原上的小村落，是让我刻骨铭心地思念，却又害怕面对的地方，多少年过去了，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回去看看，却一直迈不过这道坎，导致的结果是逃避。
但是，多年来总有一个梦萦绕在我的心头，埋藏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当一触及它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和别人说起这种感觉，谁都不理解，觉得既然那么魂牵梦绕的，就回去看看呗，说我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那年暑假，与先生和儿子到山西、陕西驾车游，我们从山西壶口瀑布过了黄河就是陕北，先生在文革串联时到过延安，他执意要到延安看看。到了陕北到了延安，再不回村里，的确是说不过去了，我再没有逃跑的理由，只有一条路，回！
上午参观了延安的杨家岭、枣园，午饭后，我们从延安顺着延河向东，直奔延长县。一路上那爷儿俩倒像是旧地重游，兴致极高，一边开车，一边起劲地聊着。我一人坐在后面沉默不语，心里一阵阵发紧，车里播放着刚刚从枣园买的陕北民歌唱片，那高亢、悲凉的信天游，弄得我心里乱乱的，思绪走得很远很远。
延长县到了，还是那条依延河流向而建的街道，只是看不见了昔日的邮局、照相馆和大食堂，而是添加了一些现代的气息。去刘家河的方向应该是顺着公路继续向东，延河依然陪伴着我们，到了呼家川，我们转而向北，在山的褶皱中穿行。
儿子问是不是当年就是顺这条路进县城，我说不是，那时常走的是另外一条，要一路翻山，比这难走多了，但是要近些。那时进一次县城，来回走一百里山路，为的就是吃上个俩面馍和一碗粉条、白菜、豆腐、几片大肥肉的大烩菜，竟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儿子感慨着我们当年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不易，我从心里感谢一个“八〇后”对我们的理解。
过去要走半天的路，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刘家河公社现在改为了乡，乡政府依然还是在路边的坡坡上。记得当年从县城走到公社已是傍晚，就在这个路口，挂着横幅，路边站满了老乡欢迎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好奇、看新鲜，他们不明白这些娃们在城里长得好好的，来这里受苦做甚。没想到在公社竟碰到了当年在延长县接我们回村的段队长的儿子涞构，得知老队长已故去，不由得一阵心酸。涞构如今是后段家河村的村主任，他把我们带进了村。
村里的那条小河依然在流淌，河边的那眼井子还在冒着清泉。当年住的石窑还在，上面还能看到斑驳的“青年之家”四个字，那是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给箍的，石头都是我们一块块背来的。如今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男生住的窑洞已经坍塌了。
当年的青年队长怀页如今已成了老汉，他站在石窑前大声呐喊着：“噢——叶广荃回来了！”我猛地感到一股热辣辣的东西涌了上来，再也按捺不住，泪如泉涌。此时此刻，在这一刹那间我顿时醒悟，三十多年的困惑迎刃而解，当我面对这片黄土地，面对年轻时曾洒过汗水泪水的地方，面对这些纯朴的乡亲们时，不是怨，不是悔，不是恨，而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后段家河——这里是我走入社会的起点，是这片黄土地和老区的乡亲们以他们博大的胸怀接纳、包容了我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去面对社会，以致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面对逆境与顺境，总能走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正如有人对知青的评价所说：……青春的记忆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底色，他们常常拿它作为辨别真伪的一个参照系。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和现状一旦让他们迷惑，他们就会拿出来比照一番，就可能会得到有血有肉的证据。
已是老态龙钟的副队长生儿来了，还是像当年那么能说会道的三元来了，怀页的哥哥哑巴来了，罐子的妈妈和花念婆姨来了……在家的老乡都来了，聚在我们石窑的院子里。他们询问着顾小容、王蕴环、庄兆兰怎么样，问男知青杨朝飞、王极新、董孟新、刘振农可好，还告诉说前几年许爱国回来了一趟。
儿子看到他们都能认识、记得，并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很是受感动。前不久，看《凤凰大视野——黄土地青春记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乡说：“陕北有两次闹红，一次是红军到陕北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接回来；二次是北京知识青年到陕北来，打着彩旗，敲锣打鼓地接回来”那几年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永世难忘，而对老乡来说同样也是忘不掉的。
老乡说现在的日子比我们在时过得好多了，目前政府实行了退耕还林的政策，国家给补贴，山上种了好多果树，果子熟了还能卖钱，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感谢几年前我们知青集资帮助队里拉了电，如今村里都通了电。能看出，他们的生活好了，村里比原来绿了。我感到欣慰。
涞构和从前婆姨做了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烙饼摊鸡蛋和棒楂粥，儿子说头一次吃这么香的地道的柴鸡蛋。吃罢饭，该走了，乡亲们一再挽留，但天黑前我们一定要赶回乡里住，因为天又阴了，一旦下起大雨，这段土路汽车无论如何是开不出去的。涞构拿来了整整一口袋黄澄澄的小米，从前婆姨往车上放了一纸箱柴鸡蛋，还说要给捉上只母鸡带走给娃（指儿子）下蛋吃，谁又塞给半袋糜子和村里去年结的大红枣，还有谁……
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沉甸甸的。
一共在村里待了不到三个小时，而我却在离开这儿整整的三十五年后，才完成了这次不到三个小时的回归，不是路途的遥远，而是心理历程的艰难。我们在村里走着、看着、寻找着，儿子问我在找什么，我说：“脚印，青春的脚印。”
再见了，留下我们无数脚印的山间小路，村中那条依然流淌的小河；再见了，我们曾经住过的窑洞；再见了，淳朴的陕北老乡们，那山、那水、那人……
本文选自《陕西知青纪实录》，渭水／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