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热力厂改造设计

从社会生产视角来理解工业遗产再利用

建筑师初遇任何一个改造旧厂房项目，难免会被生产空间的力量感、厂区的废墟感所感动，并很容易马上激发起浪漫的设计构思。这种直觉的情怀是需要的，但它往往会弱化了对这类项目纵深向度的思考。

工业遗产不同于其他文化性的建筑遗产，它的本质是社会大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凝聚了社会的生产关系。

之所以能够作为遗产，更多的原因是出于一种灰色的无奈：或许是因为土地政策而无法被推倒（例如，我们北京办公室所在的两个厂区都是位于胡同保护区，如果拆迁，不可能还原回原来的容积率），或许是因为土地没法上市（这在近年内出现的开发量负增长的城市中较多见，例如北京、上海），或许是因为土地变性是个死结……另外一种原因是随着798 之类改造项目的网红化，一些工厂被有意地遗产化，而变成主题公园式的开发项目。再一个原因是在开发的过渡期为节约成本和时间，临时征用现成的建筑，这在楼盘的销售中心中比较常见。

无论如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验证了在新型的后工业城市形态下，已经终止的工业时代旧的生产空间依然有生产能力，而且对于新兴的社会业态而言，这种生产能力不仅仅是生产产品，还要生产产品的消费者。因此，工业遗产再利用需要梳理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生产问题。

张江水泥厂改造地块城市概念设计-新旧对比

工业社会是人类进入现代性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个以物质生产为第一目的的阶段中，人类为生产而生产所能忍耐的一切痛苦，似乎在我们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中都忍无可忍了；同时，人类为生产而设计出的一整套生产程序，似乎在我们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中都要重新格式化了。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接受了前一个时代的物质遗产，也不得不对它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而这种彻底性的立足点应该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洞悉的是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的立足点。《共产党宣言》中曾肯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要制造这样的产能，需要高度的生产纪律性和生活组织性，需要把生产者细分化到一个整体之中，以最大化集体的力量。因此，不难理解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把专业分工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基石；而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更用管理的科学化来极致化专业分工，通过研究每个劳动过程的动作与动机，把生产拆散成可用时间标准量化的个体劳动任务，以获得整体的最大效率。

福特（Henry Ford，1863—1947）把这样的思想实现在工业生产线上，并被整个工业界效仿，形成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以概括为工业时代基本生产特征的“福特主义”（Fordism），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通过标准化流水线式的大规模生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通过高资本、高技术的垄断竞争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第三，通过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来调节社会生产的供需矛盾；第四，劳资之间形成有利于维系社会生产的新型谈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