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因为我这个知青为参加全县文艺汇演写了一个小剧本，这个剧本与公社*的意见不和而闹翻了脸，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公社*的权力可以一手遮天，从此，我从公社宣传队回村了，茂玲从公社广播站回村了，建华从大队学校回村了，一切走出农村的或者说摆脱体力劳动的路都被堵死了。招工、当兵、考大学都没有了我的份，我被监督劳动，当民工、抬石头、修堤。我苦闷、绝望、抽烟、喝酒，甚至想干脆一死了之。眼看着知青们一个个都调回城市，只有我们留在清湖村，留在那封闭的螺壳里。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剧本的缘故，我发誓再也不写什么狗屁文章了。
我和建华自知要跳出农村的圈子，恐怕是难于上青天了。那就结婚吧，在农村安个家，老老实实当个农民，不也是一样的活人吗？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不也是一样的喝酒吃茴香豆吗？难道农民不是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比他们高人一等？建华和我决定结婚，她作出决定时好像视死如归的勇士。
婚礼很简单，由大队贫协主任主持。读*语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夫妻双双站在堂屋里，向贴在板壁上的*像和红漆涂成的心形忠字三鞠躬，然后就吃饭喝酒，就算结束了。晚上，我和建华走进那间靠天井边的又黑又潮的小屋里，我们都有些伤感，相对无言。
夜，静静的，一轮皓月冲破了云的阴翳。我发现她眼睫上滚落一滴泪珠，不禁想到故乡山岩上的泉水，给那些疲倦远行的过路人，送去爱的滋润，将苦难消溶在它那贞洁的眸子里。
就这样，在清湖村，她成了我的妻子。
她真正承担起了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与义务。她学着纺线，那纺车的嗡嗡声，在冬夜格外凄清，却又透出与命运抗争的深沉。老乡教她织方格子土布，那梭子来回的啪嗒声，编织着苦难的经纬却又寄托着欣悦的灵魂。她养猪、养鸡，一双纤细白嫩的手变得砂石般粗糙，寒风中绽开了血花花的口子。她艰难地腆着大肚子，拖着浮肿的腿，扛着耘草耙，到田里劳动，挣那并不值钱的工分。她节衣缩食，卖糠的钱，给我买了包“劳动”香烟，打了二两煤油，劝我看书写字。
夕阳无限好
她哈了哈气，把玻璃灯罩擦得明亮亮的，幽幽地对我说：“茂华，你爱读书，还是读点东西吧；你爱写作，还是写点东西吧；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里，这些东西都有用处。我知道你心里苦，那咱就把苦水倒出来……”望着她慈善的面容，我忽然间泪如泉涌，多少年了，我做梦都想着读大学写文章，可我怕给她、给我们共同的生活再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啊！我哽咽着对她说：“我已经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我不能再伤害你了。”她忽然间有些生气了，板着脸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一点都不像个男人！真要让我高兴，就把你想做的事都做出来！”说完，她转身朝厨房走去，昏暗的光晕里她瘦弱的身影显得那样踉跄，望着她的身影，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在我心头如火山爆发，我在心头狂声呼喊：我要读，要写！
从此，我读书到深夜，她就陪我到深夜。口渴了，她给我沏上一杯热茶；天冷了，她帮我披上一件毛衣。她成了我奋发图强的真实的动力，我们的追求像树木一样默默地绕出一圈又一圈同心的年轮……
结婚之后，我们跟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纺线织布，栽秧种菜，养猪喂鸡，忙得不亦乐乎，晒得跟非洲黑人似的，完完全全不像个有知识的青年了。我们添了个儿子后，取名甘雨，本意是渴望春风化雨，救我们跳出苦海。但愿望与现实总是唱对台戏，儿子八个月时，染上了村里正在流行的小儿麻痹症，从此他的右脚落下了后遗症，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落下了终生的遗憾。怪谁呢？只能怪那个惨绝人寰的时代、遭难的知青岁月。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更遇顶头风。这两句古小说中常用的话，用在我身上，算是恰如其分了。
那时，天天带着一个有病的孩子下地劳动确实不太方便，我就让建华把儿子送回老家去，暂时让奶奶抚养。建华送儿子回恩施时，在武汉碰见了她的在山西长治市工作的大姐和大姐夫。她把我们的处境给他们一说，大姐和大姐夫就表了态：“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到长治来吧。”当然，不能够直接进城工作，还得从农村转农村，这在知青中叫“转点”。
“转点”的难题是我们结了婚，如果迁移证上的婚否一栏中填上已婚二字，我们这一辈子就莫想出头了。我找大队会计昭银商量，希望他高抬贵手、手下留情，最好填上未婚二字。昭银很为难，说这是违犯政策的事情，他不敢办。最后只好采取中庸之道，把婚否这栏空着不填一个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走出白雾弥漫的森林
1973年冬天，大雪纷飞，我和建华一起踏上了太行山，“转点”到了山西省长治市郊区的化家庄。我们以未婚青年的形象出现在知青集体户，她住女生宿舍，我住男生宿舍，开始了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一年后，我们又一起被招工到了山西省太行锯条厂。她分配在钢锯车间，我分配在带锯车间，她住女单身宿舍，我住男单身宿舍，平常见个面就跟做特务一样，鬼鬼祟祟，生怕暴露了已婚的身份。待一年学徒期满后，我和她正式向厂部申请“结婚”，不然，厂部就不给你分房子。我们借回恩施探亲的机会宣布“旅行结婚”，这也实在是万不得已的逃避尴尬、逃避自由的下策。
我们从恩施探亲归来，许多工人朋友还以为我们真的是刚刚结婚，送来了脸盆、热水瓶、枕套、相册等等新婚纪念品，还把我们居住的小屋粉刷一新，大门和玻璃窗上都贴了大红喜字。我们哭笑不得，无法也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清楚，只好假戏真唱，举行了第二次婚礼。从这以后，我们才重新恢复了合法夫妻的权利。后来读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我想我应该写一部《第二次结婚》。
儿子五岁的时候，我们才把他接到山西。工人朋友们又惊奇又疑惑，都问：“你们结婚才多久啊？怎么儿子就五岁了？”至此，真相大白，在锯条厂传为笑谈。等到儿子长到七岁，我们才敢生下女儿甘露。阳光雨露的季节，我们的爱情和家庭这棵水杉树枯木逢春，又抽枝发芽了。黄土地上的小屋里，又有了歌声笑声。
《中国知青部落》作者郭小东说：“对于知青文学和知青作家来说，归根到底的清醒和深刻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曾经经历和面对的，是人类本来就在逃避和并不愿面对与经历，而又不可避免地面对与经历的东西。”
是的，岁月如流，许多往事都化为轻烟，唯有知青的一页依然清晰如昨。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涂鸦了我自己知青生涯的平庸和畸形，是因为充满挚爱的生命旅途中留着我的跋涉痕迹，扭结着属于历史和青春的一代人的知青情结。
许多人说过青春不悔的话，实在是阳春白雪。已故的山西知青作家钟道新说过一段话，深得人心。他说：“知青中有成功者，却是极少数幸运儿，是特例。它根本无法淹没千百万知青的不幸血泪。反正我是决不肯把自己的孩子再送去插队了。”
后来，我和建华都有机会先后重返清湖村。刚走下锦河大堤，在排灌站门口的机耕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就毫不犹豫地跳下车来，笑嘻嘻地喊出我的名字。我离开清湖村的时候，他还是个流鼻涕的顽童呢。村里人提起我们当年的婚礼，竟连细枝末节都说得有声有色。这不能不使我内心觉得亲切、温暖、感动、甚至震撼。
年华如水流去。从江西，到山西，回到恩施，又到宜昌。她从当年那个穿红色灯芯绒上衣、扎羊角辫子、能歌善舞的姑娘，变成了做奶奶的人。我也从南方到北方，从北方到鄂西，从工厂到学校，从文联到银行。当我薄有文名后，当我获得荣誉后，当我工作取得成绩从而职务晋升后，我确实得到过妙龄女子的青睐、痴情姑娘的倾心。说真话不说假说，如果男人在天生丽质的女人面前无动于衷，那么，不是神经有问题就是身体有问题。关键在于这个女人能不能与你患难与共。每当这时，我眼前便会浮现出那堤、那湖、那炊烟、那村庄。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她在风雨中为我撑一把伞，我能有今天吗？我想，我今年五十二岁了，无论我今后走到天涯海角，都将以二十五岁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我的妻子。我这样说不是矫情，不是伪饰，而是一个过来人的肺腑之言、肝胆之情。就像大白话说的，老婆还是自己的好。因为，尽管在商品社会人心浮躁，诱惑人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但我依然常把纷杂的记忆翻到那珍贵的一页，使我在喧嚣与*动中保持淡泊与宁静。那一页是沙漠里的绿洲，上面写着一行刻骨铭心的字：真的挚爱与真的人生。我曾给众多同学和朋友说过，她是我的做人的楷模。
许多年后，我为她写过一首歌《爱的守望》：
在那最黑暗的年头，
冰雪覆盖着古老的神州。
是你温暖着我的身心，
寒夜里去寻找指路的北斗。
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小船又遭遇暗礁漩流。
是你和我风雨同舟，
漂泊中扼住命运的咽喉。
蹉跎的岁月不堪回首，
终于迎来了月满西楼。
是你送给我一个金秋，
月光下又舞动霜染的红袖。
如果真有轮回的理由，
来生来世牵手再走。
今生今世别无所求，
晚霞中守望着生命的河流。
哦，山青青的，水杉一片。
那是生长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最爱的水杉树。我爱她，不仅因为她外形颀长挺秀，而且因为她经历冰川纪灭绝物种的严寒之后，依然生命蓬勃地挺立在贫瘠的远山。
（本文原载长江文艺出版社散文集《这方水土》，本散文集获得第六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第九届湖北屈原文学奖）
作者简介：
甘茂华，土家族，知名散文家、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散文网特邀作家。历任湖北作协理事，湖北流行音乐艺术委员会理事，宜昌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宜昌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已出版小说、散文等各类文学著作15部，获得湖北文学奖、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奖、湖北屈原文艺奖、全国冰心散文奖、文化部群星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散文集代表作有《鄂西风情录》《三峡人手记》《这方水土》《穿越巴山楚水》等。歌曲代表作有《山里的女人喊太阳》《青滩的姐儿叶滩的妹》《清江画廊土家妹》《敲起琴鼓劲逮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