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谋求以武力解决边患，并非四面开战，而是以四夷之强弱为序，先攻其弱者，再图强者。表现在战略上，即先定河湟诸羌，进图西夏，最后讨伐契丹，收复汉唐旧疆。

宋神宗曾经对辅佐的大臣说：“昔日诸葛亮用兵在中国，首先就是攻打蛮夷，比如孟获辈至七纵而七禽之，先打得他有臣服之心，让他造成不了威胁，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就可以向东出征，与魏国征战，从而达到争利而定霸的目的。所以天下的用兵之事，岂能没有顺利而来呢？”

元丰五年（1082年）讨论到西夏的兵事，神宗又说：“打仗不能不可以未经试验，应当先攻打容易攻打的。灵州之役，士气到现在都还是很高涨，没有挫败，是因为熙州战事成功的原因。”

由上可知，神宗之所以强调攻伐有序，一是在面对更强的敌人之前，先解决掉可能爆发的后患，得以集中精力对付强敌；二是先用兵弱者，可以历练将士，鼓舞士气。

宋神宗多事四夷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大致来说，在即位之初便萌生了“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恢复汉唐旧疆的想法，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一是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见富弼问及边事，富弼知神宗欲有为于四夷，劝谏道：“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默然”。

二是神宗即位之初，身着戎装去见太后，太后却劝他永远不要贪军功。这两个细节表明，神宗“多事四夷”思想的产生应当在即位之初或者更早。

熙宁元年（1068）至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时间，是其“多事四夷”思想逐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行动上主要是采纳王韶的《平戎策》，启用王安石为相，厉行变法，为“多事四夷”进行制度上、军事上、后勤上的准备。

熙宁五年（1072）至元丰八年（1085年）是其思想的成熟和应用阶段，表现在行动上，是重用王韶、开拓熙河、对契丹作出让步以争取时间、讨平交趾入侵和元丰伐夏。

而在这其中，“怀服伐叛”的思想应用到了实践领域，在军事上征服了河、湟诸羌，攻占了西夏的一部分土地，安定了南部边疆，也赢得了相当一部分藩部首领的支持，其先开河湟、稳定契丹、平定交趾，再伐西夏的举动也基本上遵守了“先易后难”的战略原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宋神宗多事四夷思想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有力的促进了神宗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