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不务虚名、但求实利是宋神宗多事四夷思想的重要特点。同仁宗相比，神宗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实利，不为虚名所累，熙宁四年（1071年），神宗与大臣论兵事，就出兵是否须有名一事曾明确指出“恐但顾力如何，不计有名无名”。

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奉命出使契丹，临行，神宗问之曰：“敌情难测，设欲危使人，卿何以处之？”沈括答曰：“臣以死任之。”神宗却告诫说：“卿忠义固当如此，然卿此行，系一时安危，卿安则边计安。礼仪由中国出，较虚气无补于国，切勿为也。”

就是在涉及少数民族首领称帝等敏感问题上，神宗亦主张以务实为先，不较虚名。

例如熙宁十年（1077年），神宗谓辅臣曰：“元昊昔僭号，遣使上表称臣，其辞尤逊，朝廷不先诘其所以然而遂绝之，纵边民、藩部讨之……西师战辄败，天下*然，仁宗悔之。当元昊僭书来，独谏官吴育谓外藩难以中国叛臣处之，或可稍易以名号。议者皆以为不然，卒困中原，而使加岁赐、册封为夏国王，良可惜哉！”

宋神宗多事四夷的思想自形成之初，便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富弼、司马光、韩琦、范纯仁、文彦博、吴允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宋神宗的多事四夷活动。

自熙宁五年（1072年）宋廷用兵河、湟以来，连克熙、洮、岷、叠、宕等州，开熙河一路，又积极改革军事制度，颇欲有为，契丹闻之震动，便以代北之地为由，制造争端，于是神宗下诏求策，韩琦上书具体的分析了契丹生事的原因：一是招纳高丽，二是用兵熙河，三是整修北边堤防、颁行保甲法，四是设置河北三十七将。

同时斥责主战派大臣“不顾国家利害”、贪图富贵，他认为只有对契丹“优致礼币，开示大信，达以至诚”，同时废黜“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方能平息争端。

另外韩琦盛赞先朝怀柔契丹，以至“七十年间，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戈战斗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间接的对神宗多事四夷活动提出了批评。

再如熙宁二年（1069年），范纯仁上书批评神宗听信小人之言，擅起干戈，导致边患数起，如“薛向等起横山之谋，西垂至今受弊”，认为这些支持神宗多事四夷活动的主战派大臣是“效小忠而忘大体，贪近利而昧远图”，只要远小人息干戈，则“太平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