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范纯仁等人批评神宗多事四夷的思想，虽有反对新法的目的在内，但是宋神宗多事四夷思想在实践环节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用人不当，驭下不严。

元丰四年（1081年）在平定交趾、稳定契丹之后，神宗以夏国内乱为由，下诏五路出兵，大举攻夏，而在这五路将官之中，刘昌祚“迂阔”，李宪怯懦，“顿兵兰州不进”，种谔贪功冒进，王中正不知兵，高尊裕为贪首功，置大局而不顾，命令已经兵临灵州城下的刘昌祚停止进攻，白白浪费了一举攻占灵州的大好时机，最终兵败灵州城下，丧师十余万众。而战后对于战败的将领却从轻处置，如高尊裕仅降为“西上合门使，就知坊州”。

第二，急于求成，操之过急。

元丰五年（1082）年，五路伐夏失败不久，神宗又采纳种谔、沈括之言，于银州故城附近建永乐寨，西夏发兵数十万来攻，由于指挥不当，永乐城破，死伤极其惨重。

这两次惨败，宋廷损失人马数十万之众，耗费钱粮无数，沉重的打击了神宗的信心，导致神宗早朝“对辅臣恸哭”，使得“经略银夏，复取燕云”的战略构想无法实现，神宗本人亦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