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大禹

一个巨大的白色装置，像一口碗，倾斜矗扣在舞台中央，台上最多时只有3个演员，2男1女，这是一个装置简约到极致的舞台，是一部需要剧本扎实、表演过硬才能留住观众的舞台剧。

杂拌、折罗和沙拉都是小食的一种，简单理解，就是将不同食材混合拌在一起的“大杂烩”。比起沙拉，杂拌和折罗在北方（尤其东北和老北京）更为常见，这当中，折罗更侧重是头一顿的残羹。透过这些字面意思，初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与话剧《杂拌、折罗或沙拉》里展开的故事内容也无直接对应关系，可再一细想，如果把剧中这些完全不相*人物、事件和创作者传递的生活思考、意识拆解全部聚合在一起，这个题目又变得无可挑剔，正如“大杂烩”里各种材料一样，全然没有主次、轻重之分。《浒墅关》《阿齐》《一个哑剧》像三味菜凑在一个碗里，代表的是人类种种价值观的共生，无谓对错，无需评判。当然，很明显地这碗菜的底料选取了后疫情时代。

浒墅关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人幻想疫情下已故的丈夫不得不和自己共居一室，她回溯婚后与丈夫生活的琐碎日常，一遍一遍叩问迷恋考古的丈夫在浒墅关究竟发生了什么？歇斯底里，近乎疯狂，表象上看似女人陷入不幸婚姻的深渊，受困于久埋的感情创伤，心结不解，当然这个谜题没有答案，只是一场对话的幻象，但对已故人一个无关痛痒的执着追问和女人幻想中那个具象的“她”，构成了女人的绝对孤独和这个鲜活生命的痛苦。女人是女人，也是男人，是每一个独自疗愈心伤的人。这一笔，以压抑无从释放将孤独言尽。

偷电瓶车的阿齐

三则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当属《阿齐》一篇，人物的原型直指当年名噪一时的南宁周某，他那句“打工，打工是不可能的”一出即成金句，在引人发噱的同时，又令人不无悲悯地感受到这个电瓶车窃贼身上无畏的“自由精神”。阿齐的故事同样由男人阿齐和女记者的对话构成。从新闻素材中提取的戏谑小人物，构成了悲喜的两极。前半部分的喜剧色彩来自对偷盗过程和人生认知的自述，演员用南普和彩调构建了一个封闭的、与观众有距离的真空环境，是典型第一人称式的独角戏幽默。不可能打工的阿齐，其实早年也有打工的特别经历：宰貉剥皮，按件计费，挣的是沾满动物血的银钱……这段经历消解了阿齐对工作意义的体认，他有限的技能和渠道阻碍了他体面打工过活的通道，良心却没有让他受到金钱的奴役，虽然这亦不能成为他“弃工从窃”的合理性支撑，但是此处的悲又再次复增了前面铺垫的喜剧价值，是含泪的笑，无疑。阿齐在故事的尾声从方言改说普通话，发出掷地有声的一问：“你凭什么认为从生到死这一路，你比别的东西更重要？”阿齐的故事精炼地速写了现代人在过度自我张扬和轻易自我丧失之间的摇摆不定，表达了追寻自我调和的绝对态度。

一个哑剧

脱离语言的拐杖，要完成一场优质的哑剧表演难度不低，需要依靠形式、内容和肢体等一切可视化的要素来支撑。一台可以将现代人生活现状全部数据化的集成终端，一个可以将人类情感简单归类的AI操作系统，轻敲键盘，同一时空里所有人过往数日的种种相关都可以快速分类，以精确的数据呈现，个体存在的意义被瓦解。信息时代下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高了感官印象的精确性，但也将个体的感觉方式钝化，感官与心智，灵魂与精神不再参与其中，生命降格为数字机器的一部分，个体被迫沦为技术治理的对象。以默剧的形式来试图挣脱受困于科技的现实是最准确不过的，也只能是无声的抗争。凝固为算法结构中的分子或分母的我们，对现实生活的经验和理解正在被蚕食，却不自知。

从文本上看，编剧的确没有过大的“抱负和野心”要彰显什么宏大主题，三则短剧势均力敌，皆是人生温度的传递和对不同生命状态的暖心关切，剧中角色的平庸色彩，让它看上去简单、自然，但又如此真切。创作者没有强化、突出表达，但却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反对妄想，在现实生活中拥抱独树一帜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