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特征， 应该是能代表炎黄族类精神生活的、 贯穿古代社会始终、 表现于大多数哲学家思想、 区别于别的族类的哲学特质。 其中， 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最主要的。 基于这种认识， 笔者认为， 中国古代哲学有如下特点：

第一， 着眼伦理本位。 与西方社会不同， 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 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 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观念和亲情关系， 发展了宗法制。 宗法制在西周已经完备， 成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因素之一， 影响了此后整个的中国古代社会。 生长于宗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 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 并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 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 始终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无论是汉代董仲舒讲天有善善恶恶之心， “ 天生五谷以养人” ， 还是宋代程朱讲“ 天命之性” 、 “ 气质之性” 的天理人欲之辩， 都是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 孔子“ 仁者爱人” 的说教， 北宋张载“ 民胞物与” 的思想， 更是渗透了伦理精神。 以“ 三纲” （明明德、 新民、 止于至善） “ 八目” （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论和认识论， 完全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 道家希望不为境累， 不为物役， 绝圣弃智， 洁身自好， 实际上是以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向往。 佛家宣扬万法皆空， 了无自性， 慈悲为本， 普渡众生， 以劝善惩恶为旗帜， 仍不脱尘世间伦理的框架。 法家高唱“ 人皆用计算之心以相待” ， 被人评为“ 非道德主义” 。 而实际上， “ 醇儒” 董仲舒发扬的“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的“ 三纲” 说， 却源于大法家韩非。 “ 三纲” 与“ 五常” （仁、 义、 礼、 智、 信） 相配， 成为封建社会伦理的核心。 可见， 法家思想也颇具伦理色彩， 且与儒家伦理是相补相融的。 上述诸种思想在历史进程中， 相互影响、 渗透、 交融， 最终凝聚为中国哲学鲜明的伦理特色。

第二， 倾心现实政治。 中国哲学家热衷于“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 各家各派都“ 务为治” 儒家对“ 克己复礼” 的提倡和实践， 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的欲念。 孔子的学生讲：“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孔子推崇“ 无求生以害仁， 有*身以成仁” 的境界， 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汉代董仲舒“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 鼓吹天人感应， 是为了封建统治“ 传之罔极” 。 宋代理学家大讲“ 理一分殊” ， 存天理、 灭人欲， 目的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 墨家学派忧世风日下， 患民生艰难，要遵道利民， 最终尚同于天子。 这些都反映了哲学家们热心政治、 其学说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的特点。 道家的老聃和庄周， 向往小国寡民， 绝圣弃智， 视功名为粪土， 希望逍遥于“ 无何有之乡” ， 是以消极的形式， 从反面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关注， 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张目。 法家主张用强力统一天下， 为“ 圣人执要” 出谋划策， 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 佛教传入中国后， 几经较量， 最终被迫向本土文化靠拢， 宣扬诸如“ 孝子报恩” 之类的思想， 为现实政治效力。经过历史的淘洗， 处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哲学思想， 转化为“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民族精神， 以及“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 “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的社会心理和责任感。 古代哲学家倾心于现实政治， 反映出中国哲学学用一致、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但是， 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恋， 削弱并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思辨色彩， 而且，往往造成哲学被政治利用、 成为政治的婢女的可悲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