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发扬主体意识。 中国哲学有追求“ 天人合一” 的传统， 把发挥主体能力， 以便与“ 天” 一致， 看作精神境界的升华和完善。 以人为核心， 天地人相参是哲学家一贯的主张和理想。 儒家“ 三纲八目” 的修养论， “ 正己” 就能“ 正人” ， “ 成己” 就能“ 成物” 的言行， 都是事在人为的一种哲学表现。 孔子讲“ 为仁由己” ， “ 人能弘道” ， 相信通过主观努力可以成就仁的品格。 宋儒说， 天理人欲此进彼退， 革得一分人欲， 便复得一分天理。 如用哲学眼光， 从主客体关系来考察， 便可见到， 对主体意识的弘扬， 是其理论的立足点。 法家沉醉于*敌报国， 立功受奖， 靠个人的努力， 争得人生地位， 实现自身价值， 体现出对主体能力的确认。 墨家认为， 人人发扬兼爱之心， 实行互利之法， 就可走向天下尚同的正途，充分表现了对人的能动性的信赖。 道家执著于对道的追求， 精神的解脱， 以对主体意识的承认为根基。 佛教教人六根清静，以无念为宗， 一心向佛， 如没有对主体能力的信任， 是不可能进入涅槃之境的。

第四， 富于辩证思维。 中国哲学讲求对立前提下的和合统一。 儒家讲“ 生生之谓易” ， “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和合理性。 而变化发展的根源， 在于阴阳的此消彼长， 刚柔的相互激荡，“ 一阴一阳之谓道” ， 便是最好的理论概括。 《老子》 描述了动静、 高下、 强弱、 先后的相联相对， 相反相成。 “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的发展序列中， 道运行不已， “ 周行而不殆” 。 韩非道理相应的规律论， 把事物的辩证发展看作内在规律。 他既承认“ 法术之士与当途之人， 不相容也” ， “ 冰炭不同器而久” ，“ 杂反之学， 不两立而治” ， 又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可以“ 形名参同， 上下和调” ， 可见是既讲对立又讲统一。 佛教一多相摄、 四谛圆融、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的命题， 也深蕴对立同一之精义。

第五， 树立整体观念。 中国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把天、 地、 人看作统一的整体， 以“ 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 “ 天人合一” 为最高境界。 哲学家处理问题， 总是“ 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 中通诸理” ， 以便“ 上因天时， 下尽地财， 中用人力” ， 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 君主执政施教， 也是“ 仰取象于天， 俯取度于地， 中取法于人” ， 使天地人“ 贯而参通之” ， 从整体考虑问题， 而不执著于一偏。 整体观念实践于政治领域， 表现为个人、 家庭、 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 在文化领域， 表现为兼收并蓄、 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 在军事领域， 表现为“ 全军为上， 破军次之” 的战略思想； 在伦理领域， 表现为顾全大局， 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 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诸如此类， 构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趋向和共同心理， 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不过， 在一定条件下， 在客观上也压抑了个人的发展。 政治领域国家至上的意识， 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 作为要求劳动人民作出无谓牺牲的口实。整体观念表现于思维方式， 导致了认识上的模糊性。

第六， 偏重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认识事物、 分析现象、 建构体系时， 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 凭直觉办事。 传统的“ 尽心、 知性、 知天” 的认识途径， 是能过对内心世界的自我反省、 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 去证悟人之善性， 在主体的精神领域内完成天人合一的任务。 宋儒对“ 一旦豁然贯通” 的追求和体认， 就是一种典型的直觉思维。 从思维类型及方法来看， 古代哲学家认识事物、 建立体系， 是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类比和类推。 这些都不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的认识论范畴推演来实现的。 直觉思维的长处， 是以经验为参照， 从整体上把握对象， 有时能体验、 证悟出逻辑思维所不能揭示的意境。 缺点是不够严密， 对对象的认识含糊而不明晰， 其结论具有很大的或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