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街头宣传画。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是“三反”运动的重要标志

通过“三反”斗争，全国各地查出了不少贪污腐化分子。处理这些贪污腐化分子，*、党中央采取了实事求是、分别对待的方针，对那些“手上不干净”的人，应当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错；为此，*根据各地经验，肯定了“大老虎”“小老虎”的提法。“大老虎”是指大贪污犯，“小老虎”是指小贪污犯。对于大贪污犯，*和党中央其他*的意见是必须严肃处理，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该*的，就要*。

中共河北省委当时查出了两个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当刘、张二人的贪污犯罪事实查清并上报中央之后，*曾与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在颐年堂开会议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不*，就不能平民愤！不*，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我们就会当李自成第二。*在会上明确表示：“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的态度。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二犯“处以死刑”的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于12月20日向党中央提出的处理刘、张的意见。其中提到“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 ”。

◆河北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于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人民体育场举行。

这份材料是华北局先交给*阅后，由*再送交*的。*看了这个材料后许久不语。*就问：“主席的意见呢？”*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还是两个字：“不准。”

*问*的话，是有来由的。当时有的高级干部提出，是否可以考虑给他们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这个意见通过薄一波反映到*那里，*听后，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如下一些意味深长的话：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由此可见*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这件事，是*抓“三反”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他抓“三反”态度十分坚决，处理贪污腐化分子，决不手软，而是既讲政策，又十分严肃、果断。

*很快发现了新的问题

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各地几乎都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党政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是与资本家的腐蚀拉拢相联系的。资本家不仅采取不正当手段，拉拢、腐蚀干部，而且在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中，存在许多严重违法活动。

比较早地发现新问题的是北京市委。1951年12月，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吃‘回扣’、吃‘底子钱’和贪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条件图暴利的变相盗窃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占老百姓便宜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窃骗取公家财物的行为；有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浪费和违犯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贪污现象最严重的是税务人员（已坦白者约占总人数40%）、合作社人员（已坦白的约占总人数之17%）、贸易机关和各种采购人员。敲诈勒索的，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下级员警，敲诈对象主要是被管制分子和反动会道门道徒等。”

◆“三反”“五反”运动。

*在阅读这个报告时敏锐地发现：“三反”斗争中发现的问题已经不限于共产党内。他把北京市的这个报告批转各地，要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在这个批语中提出了“行贿、偷税、盗窃”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明确把“三反”斗争与打击资产阶级的问题联系起来，这就使得这场原本旨在清理内部贪污分子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带有你死我活性质的阶级斗争。

也是在1951年12月，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提到了这样的问题：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

这段话中提到了“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论断，并且提出了“奸商”“不法商人”的概念，这更加引起*的注意，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

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作出这个批示不久的一天，当薄一波向*汇报工作时讲道：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明确表示：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的这些指示，已经表明，他要在“三反”运动基础上，开展一场新的运动。

实际上，新中国的脚步迈入1951年后，随着共和国的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度过了困难时期，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一些民族资本家发现，共产党对他们很好，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取得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22年间任何一年从未有过的。而这些让他们发财的共产党人却不懂经济，看不懂他们做的账。唯利是图的本性、赚取更多利益的*，让他们开始疯狂了，一些资本家开始不守规矩了。

他们不守规矩，首先表现在偷税*上，这也是当时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不法资本家偷*款的手法有：设置假账、后账，伪造单据，少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等，总之是千方百计地隐瞒经营实情，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