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看过94版《倚天屠龙记》后，每一次翻拍和重播，我只爱看杨逍cut。因为那个外表俊朗飘逸，气质冷傲狂狷，却只取一瓢饮的坐忘峰主人，是无数怀春少女心中的朱砂痣。

原著粉都知，金庸对杨逍，算不上太友好，不仅笔墨寥寥，还扣上了“年老德薄”的评价，此刻催人泪下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芙逍恋”，在书中就是一段语焉不详的“被强暴”。

然而，恰是这“语焉不详”，给了杨佩佩对杨逍“洗白”的空间，再搭上彼时剑眉星目，时刻迸发荷尔蒙的孙兴，杨逍成功挤掉张翠山父子，稳坐“倚天”C位。

演员和角色如果有幸被观众绑在一起，甚至一荣俱荣，是角色福气，也是演员的幸运。托杨逍的福，孙兴由红变紫，咖位升级，90年代初期，他几乎演什么爆什么。

然，人在高位时，最易本性毕露，是得志猖狂，还是心存敬畏，决定了结局的走向。苦出身的孙兴，或许为了恶补儿时的“匮乏”，恣情纵欲，毒海沉浮，终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自古到今，通往名利场的道路总是拥挤不堪，“好皮囊”是个好使的敲门砖。但是，“美貌”没有“心智”把持，终沦为廉价的色相，所谓“逆天改命”，到头来，都是半晌空欢。

孙兴1963年在广州出生，祖籍海南文昌。11岁之前，一直和父母、弟弟生活在北京。

1974年，文化浩劫还在灼烧大陆，而对岸香港已是一派欣欣向荣。曾在马来西亚生活过的“五金工人”孙父不甘心，趁着“逃港潮”，带着全家去香港淘金。

和当时怀着“香港梦”的人一样，孙父天真的以为到了香港，就可以应了刘伯温那句“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没想到荣华富贵看得见、摸不着，穷人依旧窘困，内地来的更受排挤。孙家四口挤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孙兴时常回想起冬季去湖边滑冰车，搭车去颐和园游泳的场景，他不止一次希望父母能送他回北京读书。

不过，这个念想很快就因为孙父的工伤而彻底断了——父亲因为压伤了手，而没法去工厂干活，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孙母身上。她在纺织工厂一个月赚300港币，房租就占去三分之二，而让一个女人养活三个大男人，长子孙兴于心不忍。

面对家庭的变故，小学五年级的孙兴决定退学，跟着母亲去厂里打工。做童工的日子除了辛苦，还要提防警察突袭临检，若不幸被抓，不仅每月100港币的收入打了水漂，他们一家还有被罚款和遣返的可能。

幸运的是，他一次也没被抓到过，除了运气好，也仰仗人聪明。他很快摸清警察抓捕的套路，避开童工最爱躲的厕所和更衣间，反倒在工位上准备个大箱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往箱子里藏。

生活的压力，让孙兴在这些“旁门左道”上，很有小心思，之后他有很多事，成也在此，败也在此。

为了多赚钱，他一天打三份工：白天洗大厦、晚上做披萨、半夜做电镀。由于工作不固定，没事的时候，他还会推着小车去街边摆食档。母亲看到他的手臂在电镀时被硫酸灼，摆摊没执照被警察抓，会因自责而落泪，孙兴反倒是笑呵呵的宽慰母亲，来减少家人的内疚。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背后是现实的无奈，但若哪天碰到飞黄腾达的机会，这些通达人情，则是他们打开局面的敲门砖。

不过，彼时孙兴，想不到这些，他除了担心生计，更多的，还是对于未来的盲目和无助。他常常会坐在公园看着老头、老太发呆，想着自己“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他觉得自己脑子好使，又有使不完的力气，命运不该如此。

在阶层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少年的选择本就不多，不误入歧途，还能比父辈好些，已属不易，若能飞上枝头，简直是万里挑一，而这万分之一的机会中，唯读书和美貌最易实现。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业一片繁荣，明星如流水线的商品，一波又一波的被推向市场。而素人若想成为明星，无外乎艺人培训班、唱歌比赛，以及门槛低但曝光度高的选美大赛。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才艺的白丁，孙兴能入行，要感谢那些年亚视和无线的“龙虎斗”，还要感谢将亚视推向黄金时代的掌门人邱德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