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葛惟昆教授。葛教授为香港科技大学的荣休教授，清华物理系的教授，现为北大客座教授。获得葛教授的授权发表此文。

“ 屡屡构思《读书笔记》，记录读书、赏文之所见、所得，却总是难于下手，主要碍于时间有限、也利用得不好，始终提不起笔来。现再试以《散记》形式，不拘时间，有则记之，无则加勉。”

电影《八佰》剧照 * 此图片只提供与图片内容所描述的正规新闻报道、评论或专访配图

泰康燕园的“口罩沙龙”在著名导演郑洞天先生指导下，近日观赏和研讨两部描写1937年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影片。一部是2020年在大陆上演的新片《八佰》，另一部是1975年在台湾摄制的《八百壮士》。

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年代，由完全不同的创作人员、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下完成，选择了各自的着眼点、重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形象，体现了迥异的创作意图、表现风格、以及主题思想。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也无需赘言。

作为战争电影，它们却引起我思考：战争影片（也包括其他以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应该和可以表现什么呢？

“口罩沙龙”在观影后的座谈中，大家对郑导关于两部影片分别的拍摄背景的介绍，感到极高的兴趣、受到很大的启发。一个集中的话题，就是“人性”。

人性往往在特殊的环境下，在巨变的突发事件中，最容易显露无遗。战争就是这样一个舞台，它制造苦难，也塑造英雄；它悲天悯人，也可歌可泣。正因为如此，战争也成为伟大文艺作品诞生的温床。

每一场战争都有它的前因后果。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脍炙人口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

所以一切战争影片，必然是当时历史的一幅惨烈的画卷，它不仅要通过人性的剖析和鞭挞反映历史，更要透视历史，揭示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八佰》和《八百壮士》是否忠实于历史，应该是评价它们的重要标准。我注意到在不久前的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晚于《八佰》上映的《夺冠》获得极高的荣誉，并将代表中国电影角逐奥斯卡，而《八佰》却默默无闻。

这使我想起：关于战争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莫过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著名作家王安忆对《战争与和平》作过非常耐人寻味的深刻评价。她认为这部长篇巨著，其实主要是写两个人：安德烈和比埃尔， 写了这两个人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主要为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是幸福。”

一部写战争的书，其实要回答的是每个人都最关切的问题：怎么样才是幸福！托尔斯泰写这场规模宏大的战争，是为了布置一个大舞台，让各色人等登台表演。固然有宏伟的战争场面，固然有拿破仑和库图佐夫，但托尔斯泰的着墨处还是安德烈、比埃尔这样的贵族和夹在他们之间的女性娜塔莎。安德烈和比埃尔的经历和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既代表当时日趋腐朽的俄罗斯贵族的命运，也显现出俄罗斯和法兰西文化的差异，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以他们为代表的众多人物出现在托尔斯泰搭建的舞台上，而这出大戏的归结点，仍然是那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怎么样才是幸福？王安忆的答案是：简朴而不受罪。

娜塔莎是托尔斯泰赋予重托的女性。她是一位个性强烈的热情而又叛逆的女性，先后嫁给了安德烈和比埃尔。而安德烈在爱国和英雄的情结中幸福地死去，比埃尔则一方面回归田园生活，另一方面却又与革命的十二月党人合作。人性的戏剧就这样在历史的时空场景中上演。

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的作品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把人性和人生的问题揭示得淋漓尽致，同时又描画出时代的大图画。

相比于这样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我们的东西还非常稚嫩和浅薄。或许也是因为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伟大作家，他的修养和思想的高度是现在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而且他的作品绝对不是受命之作，而是发自内心真切的感受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