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来顺饭庄的铜锅涮羊肉。 陈同伟供图
“东来顺”在北京站稳脚跟，除了品质过硬，主要靠的是诚信经营。即使在“东来顺”最兴旺的时期，丁家兄弟仍然不忘初心，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偷工减料、不弄虚作假。
东来顺的一斤羊肉可切成二十厘米长、八厘米宽的肉片80—100张，且片片对折、纹理清晰，“薄如纸、白如晶、齐如线、美如花”，切出的羊肉片铺在青花盘里，能隐约看到盘上的花纹，凭借这手切肉的绝技，“到东来顺看切肉片”成了京城餐饮界的一景。
在天津的河北商人，同样创出了“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等地方知名小吃品牌；同时在制药、五金、鞋帽绒毯等领域，河北商人也颇有建树，比如河北献县人孙玉琦创办的“利生”体育器材厂，是国内最早生产西方体育器材的工厂，生产的篮球在全国都有极高的知名度。
周文章曾对冀商在京津两地的发展进行过细致梳理，在他看来，早期进入京津的商人主要是通过运河交通北上的江苏、江西和山东等地商人，中晚期最有实力的当属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以及经营丝绸、珠宝和中药材的浙江商人。
因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初期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河北商人，大多数以行商和小商人为多，以贩卖土特产品或经营餐饮业为主。后期河北商人在日杂、制造、医药、笔墨等行业都有涉足。
清代在京城中经营文房四宝的河北商人以衡水人最多，著名产品是“侯店”毛笔和“一得阁”墨汁。侯店制笔业发达，清光绪年间，侯店人把制笔作坊开到北京，“文魁堂”笔庄出产的毛笔还被钦定为“御笔”。到20世纪30年代，侯店人在北京的笔庄有5家，产品销往华北、西北等地。
因为坐拥丰富的药材资源和安国药市，医药行业也是冀商成就较大的领域。
天津的“隆顺榕”药店总经理、安国人刘华圃曾主持并成功研发出中国中药史上第一粒片剂——银翘解毒片，把中药制剂技术带入新的历史阶段。而武汉的马应龙药业、南京的白敬宇药业等，则都源于河北定州。
游客在安国选购中药材。 河北日报资料片
冀商的成功“密码”
“与更多依靠官府发迹的一些商帮不同，冀商的形成过程更具奋斗气息和草根气息。”在河北冀商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耀华看来，冀商尤其代表着一种根植于民间的商业力量，始终充满来自最基层商人的商业智慧。
冀商的崛起首先在于敏锐把握了时代大势，抓住了发展机遇。
比如“呔儿商”和“武安商帮”抓住了明末清初东北开发的历史机遇。
“呔儿商”认准了“闯关东”的大批移民到东北，需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医疗保障等商品服务的商机，大都经营工商业，早期或从事长途贩运，或开店售货，中后期以从事粮油加工、大中商场经营为主。
而“武安商帮”则认为东北大量移民缺医少药，于是发挥从事药材生意的优势，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以至于逐步形成了在东北全境全面开花的垄断局面：“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武安商帮”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东北参茸等贵重药材的收购经销。
商帮具有地区性、集团性，由于区域文化不同，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
“过去外地商人把河北商人叫‘直隶棒棒’，说明河北人性格直爽，顺理直言。”赵耀华认为，燕赵文化以慷慨悲歌、勇武任侠的鲜明特征而闻名于华夏。义字当先、以义取利、以利行义，这些高尚的品格为世代燕赵人所推崇。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河北商人，一直以这些标准为价值观和道德观。
“当然，除了地域性格，冀商一步步走向成功还有诸多因素。”赵耀华认为，由于冀商是近代商帮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流派，使得他们更具现代性，能够顺势而为，敢于革故鼎新，更加关注技术的迭代和最新的经营理念。
“咱们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当年在武安人的商号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
研究“武安商帮”多年的邯郸市文化学者安秋生说，这话里有着丰富的含义，代表着武安商帮管理体制上的特色。
在安秋生看来，“武安帮”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赢得了开发东北的“天时”，更是由于他们在管理上与时俱进，其中最突出的是股份制和掌柜负责制，这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颇有近似之处。
和财大气粗的晋商相比，武安商人原始资金不足，一家一户资本有限，便用股份制弥补这种不足，通常是亲戚、朋友、同乡筹集资金共图大业。因此，在武安商号中，许多商家都推行股份制。
当时，“德泰兴”“徐和发”“锦和庆”等大药庄，甚至不少规模稍小的药店，都有两个以上的*。
在这些实行股份制的武安商号里，大多都有一本“万金账”。“万金账”记录着*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药店的经营宗旨，既是分红的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这从产权上对东家、掌柜、劳金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既然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必须照章行事，按制度运作。
在经营方面，武安商帮普遍实行“掌柜负责制”，除“家眷铺”以外，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股，武安的财东们大都是把商号委托给掌柜来经营，东家只管制定章程和到时分红，平时不干预店内事务。“经理东家”（东家之代表，相当于“董事长”）可以定期到柜上巡视，也可以派人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发号施令。不到“账年”，所有东家谁也无权去柜上支取一分钱。这些制度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来管理经营。这与现在所说的“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如出一辙。
哈尔滨的“同记”商场是“呔儿商”武百祥和赵禅唐创办的。“同记”改中国工商业沿用的“年薪制”为“月薪制”，这一举措在当时是一个首创，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同时，武百祥十分关注员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同记”盖有员工宿舍，每年发给员工住房补贴，甚至开办了医院、理发店和浴室，工厂内设有俱乐部、图书馆等，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高阳纺织企业展示创意毛巾产品。 河北日报资料片
高阳纺织业有400多年的历史，对纺织技术迭代的不断追求是其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从明朝到清朝中期300多年时间里，高阳纺织业处于落后的土纱木机时期，这种工具笨重，效率很低，一天也纺不了几斤棉花、织不出几尺布。
清末，高阳商人王士颖第一次把国外铁轮织布机引进高阳，并加以改进，使“高阳布”从木制织机织窄幅土布发展到铁轮织布机织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
在乐亭县文化研究会会长徐兴信看来，“呔儿商”精神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文化教育。
乐亭“呔儿商”多数出身贫苦、缺乏文化，深感无文化在经商中之艰难，因此尤其重视培养经商人才。
“老呔儿”们经商致富后回报桑梓，每年都有大笔的汇款寄回家乡，随之而来的是冀东一带教育的兴盛。
据徐兴信介绍，民国初年，各地开始废旧学堂兴办新学，而许多在外经商的“老呔儿”，又把办教育与培养经商人才结合起来，他们注资办学，先后在乐亭办了146所私立小学。
这些学校在规模、师资和教育等各方面都是当时一流的，对当地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私立学校中，尤其重视培养经商人才。“京东第一家”刘家开办的亲仁学校，最早增设商业班。百善学校的经费由武百祥名下的“同记”企业从每年的盈利分红中提取，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同记”去习业。
这种经商重文的大潮，使得近代以来冀东地区人才辈出。仅以乐亭为例，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海边小县，近代以来仅两院院士就出了10位，新中国成立后授过衔的将军就有25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生于乐亭，幼年时还在商人开办的私立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
印迹
商路滋养的文化遗产
太极拳爱好者在邯郸广府古城城楼前展演。 河北日报资料片
武术：镖行天下武成风
2021年9月10日清晨，沧州，大运河湾公园。
两位身穿红色练功服的老年武术爱好者，挥拳舞臂，正在进行徒手攻防技能演练，两人动作敏捷灵活，拳拳生风。
在沧州的公园、广场，常能看到习武者的身影，城市道路两旁林立着各类“武馆”“武校”。
沧州是一座有深厚武术文化传统的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沧州市境内习武者近200万人，武术人口所占比例约为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92年，沧州被国家体委命名为“武术之乡”，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省辖市。
沧州武术名扬全国，与大运河商路的存在密不可分。
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期间，河北省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整理出325处遗产点，除去与运河直接相关的120处外，其余200多处都是大运河衍生出来的文化遗产。
武术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自古沧州有尚武之风。战国时期，沧州分属燕、赵、齐三国之地，是三个大国相互攻伐的重要战场。战乱频仍，为了生存，百姓养成了习武传统。
汉代，沧州东部隶属渤海郡，时任太守龚遂为发展农业，曾张贴告示，鼓励百姓“卖刀买犊，卖剑买牛”，可见当时武风的浓厚。
不过，这种民间习武传统，真正演化成具有独特地域风格和流派体系的民间武术，是在明清时期。
明代之前，大运河主要是为官方运输漕粮服务的“漕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民间性和自由性，沟通北京和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上，民用商品大规模增加。
各类商品长途贩运，安全是头等大事。于是，许多商人雇佣习武之人保护货物、钱财，受雇的人称为“镖师”。
到了清代，“镖师”群体经营规模、业务范围扩大，职业化程度更高，一个商业组织形式更加完善的行业应运而生——镖行。
2021年6月20日，北京东城区西半壁街13号，清代“源顺镖局”旧址。
“源顺镖局”位于一座两跨四合院内，有房屋50余间。前院是仓房、车棚、马厩，后院搭有天棚，是镖师们练功习武、起居用餐的地方。
镖局，古代的武装运输业。从事这一行业，最基本的技能是要会武术。
“源顺镖局”创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是当时全国十大镖局之一。创办人王正谊，世称“大刀王五”。他生于沧州，师傅是沧州最大镖局“成兴镖局”总镖头李凤岗。
据民国《沧县志》记载，沧州武术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出过武进士、武举人1937名，京师许多镖局的创办人和镖师，都出自沧州或师从沧州武师。
如今我们在沧州已经找不到清代“成兴镖局”的遗迹，但通过沧州武师在京师创建的“源顺镖局”，仍能感受到沧州武术在全国镖局行业的影响力。
据记载，“源顺镖局”的业务北至东三省，南到江南，在商路沿线开通众多分号或外柜，一趟镖路长的可达两三千里。
明清时期，大运河上的沧州城，是镖局南下北上走镖要道。
因为沧州武术行家众多，镖行形成了“镖不喊沧”的行规，无论哪家的镖车路过沧州，都撤下镖旗，低调通过，不喊镖号。
20世纪初，京汉、京奉、京绥、津浦等铁路干线通车，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络，加之邮政、海关系统的创立运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铁路运输方式出现，镖局业务受到巨大冲击，并最终走向没落。
镖局的兴衰传奇，最终写入中华武术史，成为其中的独特篇章。
2021年7月13日，邯郸永年区，育德太极武术院。
“马步扎得低一点。”“这一拳要打出力量来。”……在太极武术院拳师指导下，70余名青少年在习练太极拳。
在“太极拳之乡”永年，学太极拳已成为许多学生度过暑期的方式。
目前，永年太极拳习练者达到42万人，到永年学习太极拳的外地人年均超过10万人。永年1000余名拳师在国内办校，30余位名师常年在国外办班，一大批太极拳师走上职业授拳、传播太极拳文化的道路。
和永年太极拳一样，河北众多武术拳种已经从之前防身护体、保镖押运的实用功能，转变成一种强身健体的养生文化，成为向国内外传递武术精神的文化载体。
除沧州市外，邯郸永年区、邢台南宫市、衡水深州市、廊坊文安县、邯郸峰峰矿区六个县市区也被认定为国家级“武术之乡”。
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有尚武传统。可以说，河北本身就是“武术之乡”。
河北武术拳种多样，辐射性强，影响面广。
在全国129个拳种中，形意、太极、八极、八卦、无极、八闪翻、绵张翻、鹰爪翻等50多个拳种发源于河北，主要分布在沧州、邯郸、保定、廊坊、衡水、邢台等地。
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武术类共7项，河北占4项，包括沧州武术、邯郸永年太极拳（杨氏）、邢台梅花拳、邢台沙河藤牌阵。
民国年间奉武术为国术，中央国术馆的教官七成是河北人，尤其以沧州为最。三大内家拳最有名的武师中，如孙禄堂、杨露禅、董海川、郭云深等都是河北人。
河北武术拳种的四面开花，与各地商路的存在密不可分——沧州、邯郸、保定、廊坊、衡水、邢台等城市，都分布在大运河商路或太行山东路大道这两条重要的古代水路、陆路商道上。
